历史研究格式，历史研究格式要求
历史研究要回归日常
——一个新文化史的思考
主讲人：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主持人：李磊（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
《历史的微声》是王笛教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那间街角的茶铺》。北大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说，王笛老师或许是国内倡导微观史并践行写作的第一个人。微观史是新文化史的一部分。新文化史和微观史都是写普通人的历史，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精英或帝王的历史。
《历史的微声》这本书，王笛老师讲述了自己研究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并进行《茶馆》《袍哥》《街头文化》创作的心得体会。在阅读中，我们会发现，要想了解微观史和新文化史，不是读一两本这样的书就能清楚的，而要多读一些本，慢慢体会，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和微妙。而且，王笛老师也是这样做的。今天这个讲座，王笛老师将给我们讲述，他是怎样做的。在阅读和写作微观史的过程中，会发现，微观其实并不微观，而是表达了宏观的时代主题等思想内容。这个方面，王笛老师也会给我们讲述。
王笛老师的创作，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融合。这也是新文化史的特点。这个方面，王笛老师今天也会给我们分享他的实践和体会。
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命运，有时候就是自己的几个人生选择带来的。因此，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就不重视自己的观点，不重视自己的发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爱自己，要有自己生命的尊严，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只有日常和我们密切相关，我们注重日常，就是注重我们的文化，注重我们的生活方式，告诉世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然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直面临着资料的缺乏、研究方法以及史学观转变的困难，王笛老师的讲座通过他自己的阅读和写作，去分享他自己是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的。
· 为什么要研究日常？
我最近一直强调要从微观角度来看历史，是因为过去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还是习惯于宏大叙事。其实，不只是史学，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经常听到涉及城市的一些说法，比如“宏观管理”、“宏观调控”、“宏观规划”，等等。
我们都习惯于一些比较大的词汇，而且很多人，不只是做研究的人，包括普通的读者，也存在喜欢听宏大叙事的倾向。因为宏大的叙事给人一种成就感，因为关注的是大问题，思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这确实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特别是写历史的时候，好像自己在笔下指挥了千军万马，有了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但是最近一些年我总是在思考，这种宏观的视野经常不是以个体的人作为中心的。在宏大叙事中，就像我们站在高空俯瞰一座城市那样，但是我们从中看不到“个人”，即便看到的个人也会像蚂蚁一般大小，离我们太远，因而我们失去了解的欲望。
每一个个体的人——无论他是居民，还是快递小哥，或者是一个城市的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是一个打工者，或者是在城市中做生意的——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过去假设个体故事只是个人，缺乏代表性。我不这样看，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故事很可能代表着后面与之相近的千千万万的个体，也许他们的故事只是稍有不同，但他们的命运经常相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要把我们过去站得非常远的那种视野、观察角度和问题思考方式，转向更加关注个体的人和个体的命运。这就是我认为的“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这一提法的意义所在。
这个转向为什么重要？在历史上，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不仅仅在他们在世的时候享受了权力和财富，在他们死去以后还被后人津津乐道。这个就是话语的霸权，他们作为统治者，而且是残酷的统治者，压迫人民，给无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在今天却被我们顶礼膜拜。
而真正为中华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做出了贡献的千千万万个老百姓却在历史中缺席。在我看来，帝王和所谓的英雄，在历史上大多数是文明的破坏者。可能很多崇拜帝王、坚信英雄史观的朋友不赞成我这个说法，甚至反感，那我还是引用两句毛泽东的原话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因此，在我看来，强调人民，强调普通民众，强调站在老百姓一边，对权力进行批判，特别是对国家权力的批判，对帝王和英雄史观的批判，这个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在历史书写中，却看不到普通人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故事。历史成为了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舞台，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地位。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书写的问题，其实也影响到老百姓对自己的认知。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出事业或者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们自己就觉得不配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只好当沉默的大多数，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屈辱，也默不作声；我们不断地被驯服，自我感到卑微；我们敬畏和崇尚权力，任何来自权力的命令，我们就无条件地服从；我们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的声音不被听到似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们甚至很难看到像詹姆斯·科格特所说的那种“弱者的反抗”。
因此，写出民众的历史发现他们的声音，充分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就显得特别的重要。这也就是我写作《历史的微声》，这本书以及这本书所起的名字的出发点。
· 怎样才能研究日常呢？
过去我们来研究日常生活，历史研究者也很少研究日常生活，这是因为资料的缺乏，但同时也因为史学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其实，从《街头文化》《茶馆》到《袍哥》，读者都可以发现我在研究民众的方法论上所进行的探索。新文化史的取向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对我们认识中国打开新的窗口，有助于课题的更加深化。
新文化史是1970和1980年代西方史学界发生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最近十多年来，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学者也发表了不少评论。今天，我主要讨论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以及结合我自己的实证研究，来提出对这个研究取向的思考。
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对民众缺乏重视，而新文化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研究民众的历史，特别是个体的经历，所以我把讨论的重点放到探索为民众写史的方法论问题，讨论我们能够从新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什么启发，而中国的个案研究，能够给新文化史带来什么新鲜的经验。
哪怕是一个地方的微观故事，很可能是整个全球大事件链条中的一环。例如在萨拉·罗斯（Sarah Rose）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里，就是讲的英国人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受东印度公司的委托，把中国的茶种和茶树偷到了印度进行培植，谁也没有想到的是，1849年5月，当福钧在迷雾缭绕的武夷山奔走的时候，改变世界的序幕便徐徐拉开，短短二三十年，世界茶叶贸易的重心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的殖民地。
这个研究提供了从微观入手的小故事，怎样可能与全球剧变的大问题关联的经典案例。其实，在很多年前（1990年代）当我为《街头文化》那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这个福钧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发现了他在1853年出版的两卷本《两访中国的茶乡》。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罗斯在大英图书馆藏的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挖掘出福钧致东印度公司的大量信件，把缺失的历史碎片精彩地拼接在了一起。
从法国和意大利起源的新文化史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微观史的发展；而微观史的研究，也是最近一些年我思考和实践最多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个取向使研究的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由中心转移到边缘，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拓展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英雄或者精英之外的小人物的历史。
微观史是对此前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宏大叙事的反思，强调它们忽视的问题。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等却得到明显的发展。
· 新文化史“新”在哪里？
所谓新文化史的“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重心的转移，即从英雄人物到普通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个案研究的模型，这样，便可以相对详细地研究群体中的普通人。
人类学和历史学是两个极为相似的学科，这两个学科在交往中总会被对方身上熟悉的部分所吸引。例如罗伯特·达恩顿（B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就受到克里夫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影响，
他在书的鸣谢中写道，1970年代，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吉尔兹先是共同开设心灵史的入门课，在此基础上后来发展成“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讨论课”。他说自己“对人类学的了解大多是那期间他教我的”。人类学方法的采用，推动了微观史的发展。
其实反过来，历史学也给人类学带来了启发。除了依赖田野调查，人类学家也在文本中挖掘故事。人类学重视田野，并不依赖于二手材料，但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方法，给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工具，思考如何从文本中挖掘故事的问题。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就是通过土著库克船长（Captain Cook）与欧洲航海者故事的分析，考察夏威夷、斐济、新西兰等岛屿的历史与欧洲历史的交集，将过去与现在、结构与事件、个人与社会区分开来，并对西方历史和人类学的批判态度，带来一个全新的对库克船长的解读。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华生（James L. Watson）、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萧凤霞（Helen F. Siu）等，都走过类似的路子，即从人类学的角度，使用历史文本来对某个人群或社会进行考察。
新文化史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紧密的联系。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试图从文化层面，而不只是从经济层面研究资本主义，这和新文化史不谋而合。这个理论的一些概念如文化霸权、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也成为了新文化史的关键词。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深入到民众之中。作为一个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监狱中写下了他著名的狱中笔记。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存的形式显示出来。
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E.P.汤普森（E.P. Thompson）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主要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这就造成了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
而南亚下层的庶民研究学派也深深打下了葛兰西的烙印。从1980年代初，一批在西方的印度裔学者就南亚特别是印度庶民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集中在系列丛书《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中，其代表人物是印裔的澳大利亚人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
当然庶民研究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如加亚瑞·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便批评古哈将庶民视为一个同一体，而忽略了底层之中的不同性。斯皮瓦克有一句名言，即“底层人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这里实际指的是底层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古哈表示，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即他所说的“历史的微声”（small voice of history）。我的这本新书的书名《历史的微声》，就是受到他的启发。
与年鉴学派不同，新文化史的研究非常重视政治运动，不过是对政治运动进行文化的阐释。例如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林·亨特（Lynn Hunt），从帽徽和旗帜等等这些文化的“标志”来分析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她还用家庭秩序来对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进行解读，从绘画中看到隐喻着的家庭权力结构的动摇，从革命文学中读到男人对女性参政的恐惧。
微观史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成果，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应该说是微观历史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作者利用宗教裁判所档案，建构一个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小磨坊主的心灵史，并由此去解读当时社会、宗教和文化。法国的微观历史也是得益于宗教裁判所档案。
|《奶酪与蛆虫》，[意]卡洛·金茨堡 著
例如埃马纽埃尔·拉杜里（Emmanuel Ladurie）的《蒙塔尤》，研究的是14世纪法国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宗教裁判所法庭，案卷记录犹如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事无巨细，为重建若干世纪前法国山村生活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宗教裁判所档案就无法进行微观历史的研究了。达恩顿的《屠猫记》全书六章，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18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
每一章讨论一个社会阶层，依次从低到高，描述农民、工人、市民、作家、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本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的经典之作。除了我过去已经介绍过的第二章，即作为本书书名的关于屠猫故事的解读 ，其他章节也是令人耳目一新。
例如第一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把法国民间的童话故事用作精神分析的材料。达恩顿认为，那些流传甚广的法国童话，实际上是法国乡村残酷生存条件的反映，童话故事成为了了解农民心灵世界的文本。注重细节分析，童话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法国农民的精神世界。达恩顿发现，法国农民不仅在讲述这些童话故事，更以其生活传达了童话故事的内涵。
达恩顿把17世纪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所流行的童话文本进行民俗学意义上的比对分析。文化史这种体裁不同于传统政治史、思想史，虽然研究的不是大事件，但是达恩顿的关怀，其实在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这一大问题，用新的视角解剖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并从很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的下层民众的故事，从心灵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场大革命的社会土壤。
·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应该是在跨21世纪之后才陆续介绍到国内。虽然最有影响的新文化史的著作多是研究欧洲史，特别是中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但是这类作品被介绍进入中国，主要不是作为国别史受到重视，而主要是它们研究的取向和方法。
当然不可否认，林.亨特的法国革命文化和象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因素。其实，明确把新文化史作为一面旗帜，主要还是从法国史开始的，特别是林.亨特在1980年代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第一次打出了新文化史的旗号。
如果我们试图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找到新文化史的研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能是最早而且是最为接近新文化史中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世纪 70 年代，微观史学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 。现在看这本书也许会觉得很简单，但我们评价和判定一本书，应该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里。
| 《王氏之死》，[美]史景迁 著
在上世纪 70 年代，当史学研究的主流还是集中在上层 、国家 、政府 、政治 、精英这些方面，史景迁就将他的研究视野放在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郯城县，这是他眼光非常独特的地方。史景迁以乡村底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贫穷的山东郯城的生态以及农民的艰苦生活，从一场地震开始，然后看当地的自然状况、疾病、饥荒、暴力、满人征服等，并讨论土地、天气、农业、赋税、人口、行政机构等。
史景迁还重点描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例如寡妇如何把儿子抚育成人、地方上的各种争斗等。 因为资料上的困难 ， 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 。 王氏是一个已婚妇女 ，跟别人私奔 ，后来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又回到丈夫身边 。 丈夫无法容忍她 ， 在一个下雪的晚上将她掐死 。 因为与邻居有矛盾 ，为了嫁祸 ，丈夫将王氏的尸体放在邻居家的门口 。 黄六鸿在审理案件时 ，才将事情的真相查清 。 虽然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的死 ，但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全貌却由此都展示出来了 。
研究下层难在资料的缺乏 ，要找有关王氏的资料 ，真的非常难。史景迁通过以下三种基本资料来建构了这本篇幅不大但是非常有创意的著作：1.三种郯城县志（17 世纪、18 世纪、19 世纪不同时期所编）；2. 时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撰写的其从政经历的《福惠全书》，其中记录了他从政期间处理的一些案件 ；3.文学资料 ，主要是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史景迁能够根据不多的材料，重构几百年前一个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显示了其运用资料的高度技巧。
此外，史景迁的《书的叛逆》，以讲故事的手法，记述了雍正时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出笼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接近微观史的写作手法。
也许，人们会批评作者用蒲松龄的鬼怪故事用作学术研究的材料有失严谨，但蒲松龄生活在离郯城县很近的淄博，小说中虽然不是直接地描写郯城县，但风土人情非常接近，补充了人文环境方面材料的不足。史景迁能从非常有限的资料里建构出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下层人民的经历，以及一个普通女人的悲剧，这种方法和思维是非常独特的。
而今天看起来与新文化史有契合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一般都是把他们视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因为这些研究都没有明确把自己的研究划入新文化史的阵营。
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了新文化史的某些方法，但是很少直接宣称自己是“新文化史”。这类研究我想还包括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梦醒子》和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
| 《叫魂》，[美]孔飞力 著
这些作品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和新文化史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孔飞力关于叫魂所引起的乾隆发动的清剿的研究，是从社会的边缘人——僧、道和乞丐——开始的，大众文化作为政治史的切入点，从地方的事件，到乾隆王朝的中枢，看皇权与官僚机构的紧张关系。
而沈艾娣则通过对山西一个地方士绅刘大鹏的日记，来看近代中国乡村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罗威廉的《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通过分析各种历史的记述，来观察人们的历史记忆，写700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通过对事件的细节描写，探讨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历史根源的共同作用。这些研究与新文化史都有某种相通或者是借鉴。
| 《梦醒子》，[英]沈艾悌 著
对于上述这些经典著作，我在《历史的微声》中都有具体的评述。
· 写下层民众的方法论问题
当我们今天试图重建过去的下层民众及其他们的生活世界，面临着相当的困难。作为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微观史在西方出版了不少非常优秀的著作，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但是却很少见到中国有微观史的作品问世。长期以来，微观史的写作几乎为欧洲史所垄断。那么，写中国的微观历史是否存在可能性？
我过去的著作，多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受人类学影响甚深，《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则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读者可以从我的上述研究中，看到除了引用法国和意大利史中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代表性成果，还受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克利夫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理查·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等作品的影响, 与他们的对话或者是以他们的研究作为我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新文化史的影响为我微观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我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政治、经济和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即是注重传统的价值，而且把重点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
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人们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了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的。我在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虽然也研究变化，则更强调“持续性”，即不变的那些方面。
而我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的焦点，研究边缘化人物，注重社会土壤及其文化现象，注意文本的分析，对解释的追求，强调事件后面的社会文化的因素，从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多学科交叉做了一些尝试。
2014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讲座教授，给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授“新文化史”的研究生讨论课，课上指导学生阅读了《屠猫记》《马丁·盖尔归来》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著作。同时，我也正在系统地阅读已经收集到的袍哥资料。当我阅读到沈宝媛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关于雷明远在河滩上当众处死他的亲生女儿，而原因不过是怀疑她和家里雇的小裁缝有染，撰写这个家庭的微观历史的想法就突然呈现出来。这个课题的形成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年对西方微观史的阅读和思考，那么这样一个写作方案就不会出现。
虽然是一个微观的研究，但是却涉及到一系列的宏观问题：例如秘密社会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土壤，生产方式和租佃关系，地方权力结构，民间风俗和民间信仰，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会的认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试图从1940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故事中，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认识在乡村社会里，暴力和秩序是怎样相辅相成的？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乡村的暴力和秩序？到底袍哥及其组织是怎样在农村社会发挥作用的？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个组织的影响？
微观史的研究取向，注重细节的描述，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离破碎而难以自拔的困境中，近年来这也引起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其实，碎片化的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在2005年便出版了专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他对法国年鉴学派轻视政治的研究倾向非常不满，因此对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中国历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然而，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情况很不相同，政治史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冷落。
关键问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而且，新文化史注重政治文化的研究，这个取向在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社会史特别是年鉴学派轻视政治史的缺陷。
虽然袍哥的微观研究是集中在一个家庭，但是我却从沈宝媛的知识来源入手，展示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怎样努力认识乡村，怎样试图解决乡村问题，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怎样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努力，中国早期乡村调查与沈宝媛的田野调查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样，本书把一个孤立的，似乎和国家命运和发展关系不大的一个秘密社会家庭，与民国时期的许多知识精英（包括吴文藻、杨开道、费孝通、林耀华等）联系在一起；把成都郊区“望镇”这个小地方，与中国这个大社会联系在一起。
我对袍哥的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探索。这个秘密社会组织创造了独特的语言以保持秘密，其中包括造字、词语转意、吟诗、摆茶碗阵、肢体动作，都是他们进行秘密联络的工具，也是他们身份认同的基础。而且他们的秘密语言揭示了这个组织复杂的历史，更不用说在这个组织被新政权摧毁以后，其语言的某些方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幸存下来。
从人类学的角度，我非常注重对袍哥仪式的研究。秘密社会组织特别注重各种仪式，出现在各个场合，包括入会、开会、拜码头、身份识别、节日庆祝活动等。
这些仪式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反映了与其他组织的区别，显示了内部成员的分层，展示了组织和首领的权威，还可以调动成员对组织的忠心，这些仪式也是组织和成员内部凝聚力的粘合剂。
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关于边缘人群的研究以及“传统的发明”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概念，成为我深入思考的重要知识来源。
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本书让我们有机会考察某些时期社会的截面，让我们不仅仅看到社会的历史演变，而且也看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人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和依靠、社会组织的功能、个人与群体关系，以及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与次文化和边缘社会，乡村问题及其人们的应对方法。
从政治学的角度，我试图揭示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的关系，地方权力的争夺，地方的政治控制，秘密社会组织怎样在政府的打击下生存发展，怎样与国家进行较量，其势力怎样渗透进入政府机构。
这样，我试图把内部和外部各个没有联系的线索和碎片，拼接在一起，特别是通过一个袍哥首领的个人经历，从社会的最基层来建构过去袍哥的历史和文化。
我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袍哥首领及其家庭的故事，而且对透过微观来考察宏观世界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怎样在事件、文本和传说中，发掘历史的真相；拂去那厚重的历史尘埃，找回长期被埋藏的记忆。
· 研究的视野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研究城市，还有研究乡村——也应该有各个不同的视野。因为我们的对象——这个世界——就不是扁平化的，所以不能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曾经比喻过，就像拍电影一样，如果只有远景或只有特写，或只有中景，那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把各种不同的视野综合起来。那么什么是“度”的问题？不管研究历史还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微观的研究能不能为我们的宏观思考提供借鉴呢？什么叫微观，什么又叫宏观呢？我一直认为这些概念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必须针对具体的语境和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论。
说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针对全球史来说，研究一个城市是相对微观的；但当我们研究一个城市的某个方面——某一具体街区、特定人群或者习俗，可能这就是微观的，相比之下研究整个城市就成了宏观的。
比如，我研究茶馆，相对来说，研究一个茶馆或者茶馆的某个人，把一间茶馆作为研究对象来仔细地写出有“深描”意味的这样一部历史，这是微观的；那么整个城市的茶馆就带有宏观的性质。所以它始终是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参照系，这样来决定是微观还是宏观。但我始终认为，宏观和微观没有一个界限。
实际上，在进行微观分析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放在显微镜下的那些东西，因为如果要充分地理解那个微观世界的话，你必须对宏观——不管是宏观的问题还是宏观的视野——有所感知，必须要在头脑中建立一种参照系，这样才能使微观研究有意义。
其实宏观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排斥宏观的研究，其实我也喜欢看宏观的著作，包括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地区的研究，包括像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Maps of Time）这样的书，包括像黄仁宇写的“大历史”的著作。因为我觉得要获得微观思考的话，头脑里必须要有宏观的问题。
这个度就要靠你自己把握，你的宏观研究到底是否有微观案例的支撑？即使你研究的是微观的案例，它能不能帮助宏观上的思考？我觉得这是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的。
其实今天所讲的问题，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书《历史的微声》中，都已经有详细的讨论，如果你们想知道进一步的信息，请参阅这本书，谢谢。
初审：雷一凡
复审：李 磊
终审：赵 萍
王笛 |《历史的微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就是对书的评论，展示了历史学家王笛近四十年读史观察，也可以说是他的阅读史，就此可以窥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发现“历史的微声”，也就是去倾听民众的真实声音。
收入作者在中英文学术杂志以及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书评，其中在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发表的英文书评，皆是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出版。本书是作者读书评论的第一次结集，细读罗威廉《救世》《红雨》、卡洛·金斯堡《奶酪与蛆虫》、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史景迁《王氏之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史学名著，思考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本书第一部分“读书就是自我塑造”和最后一部分“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专门为本书所写，尚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过。
作者绘制了十九幅人物插图，传达出那些海登·怀特、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杰出学者的神韵和思想的力量。
历史研究格式(历史研究格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