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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
作者 | 李晋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原文 |
拙文《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有幸在《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发表，非常感谢编辑部邀请我以手记形式谈谈自己的研究过程和体会。
我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关注起始于2001年，那时我大一，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旅行时，我偶遇了后来一直研究的果洛和色达，意识到有很多汉族人在藏地出家和学习。今天，两地僧人的著作已经摆满内地的机场和书店，甚至制造出“朝阳区有三十万仁波切”的说法，但是在当时，佛教圈子外还很少有人知道色达和果洛从八十年代末就开始向汉地传法。2003年，历史学家杨念群出版《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模仿他的题目，我在硕士导师庄孔韶的指导下完成《色达汉人喇嘛的集体传记》，收入2006年的《清华北大人大三校论文集》。从那篇文章到2018年完成密歇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又过去十几年，这段期间我辗转于日本和美国，尝试理解这个汉藏佛教纽带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尝试弄清的是一个朴素的问题：为什么是果洛和色达？藏地有那么多著名的寺院和圣地，当代藏汉的佛教互动为什么起始于果洛和色达？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它们在今天的三江源附近，交通极不发达，人口和经济规模在藏区也是最落后的。但是在过去三十年，色达和果洛寺庙引入的汉地资源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而且它们对现代媒体技术的运用以及对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卷入和海内外的声名都展示了藏传佛教与时俱进的形象。历史上的汉藏佛教纽带在元朝之后被局限在拉萨和京城的小小圈子，虽然在民国年间有所扩大，但是仍然受到上层政治的塑造。今天这个自下而上的佛教纽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意义上有胜过以往纽带的规模和价值，但是要回答这样一个纽带为什么以两个遥远而边缘的牧区为中心，我们需要了解果洛和色达在当地藏族人眼中意味着什么。
在密歇根，著名藏学家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一直敦促我去了解史学和宗教学的进展，把它们与人类学田野和我在康区档案馆里长达九个月的档案研究结合起来。慢慢地，我了解到果洛和色达只是外人眼里的边缘，在十九世纪之后，这里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藏传佛教的中心，我需要颠转汉文典籍对它们的描述，不再把果洛和色达看做传统的“野番”之地。实际上，当国内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按照汉文典籍把安多和康区定位成“边疆”和“汉藏之间”，他们多少忽略了这两个十八世纪之后崛起的佛教中心能够为包容性的中国文明提供更丰富的叙事。至少在我关注的藏传佛教宁玛派里，很多僧人相信佛教世界的重心经历了从印度、卫藏、多康地区向色达和果洛的迁移，这个佛教中心的东移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直接表征和证据，能够为我们论证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很重要的线索。
具体到拙文，我把上述发现关联于坛城这个佛教的文明图式。与《禹贡》谈到的“五服”和“华夏-四夷”等汉地文明图式类似，坛城图式在历史上的覆盖范围和移动轨迹展示了上面阐述的佛教中心的位移。我希望利用这个图式打破学科壁垒。对于宗教学家，坛城是一个关乎佛教本体论、认识论与仪式观的宇宙图式，它能够解释色达和果洛如何利用相当古老的佛教话语和策略来合法化他们向汉地传教的主张。在史学层面，这个图式揭示了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变化以及西方科考事业的扩张如何与佛教对文化地景的想象结成某种互构关系。在人类学层面，这个图式结合了宇宙观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与宗教实践，提供了一个把藏族案例与同样强调坛城的东南亚人类学进行比较的机会。对于社会学家，他们或许能在相关讨论中发现自己熟悉的宗教和政治的分殊，以及一些被我最终关联于拉图尔的对何为“社区”的讨论。正是由于“坛城”是一个能够勾连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图式，我相信对藏地坛城观的研究和关注将为国内学界曾经尝试建设的藏学人类学提供破题的路径。
我要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愿意支持这样一篇涉藏文章。编辑部先后有两位编辑与我对接，鉴于文章的体量以及引用内容的庞杂，她们为这篇文章的刊登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我还要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这篇文章的样貌，我在他们严谨而真诚的沟通中获益良多。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张亚辉教授阅读并评论了这篇论文的早期版本。过去两年，我先后在陈进国、黄剑波和杨德睿主办的修行人类学论坛、以及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广州大学的几次讲座中汇报了文章的部分内容。这些交流活动帮助我更好地思考文章的框架和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是以更系统的方式阐释我在《读书》刊发的《利奥塔之死》——一篇极具个人色彩并有可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的文章。
也许有些读者仍然会觉得这篇文章过于小众，甚至有些古怪，认为我是在拼凑证据来证明那个我想要证明的果洛和色达。这是我唯一想反驳的批评。“小众”与否取决于判断者的知识库及其对“常态”的感受，觉得这篇文章“小众”的人，或许只是不了解国际藏学界和佛教研究的已有文献。实际上，不管在十几年的努力中找到的证据如何零散，它们全都指向国际学界已经阐述过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这是我坚信我在色达和果洛发现的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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