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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可以说最为特殊。这一特殊的关系,表现在毛与章之间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诸如:毛泽东“还钱”、毛泽东批准出版章的《柳文指要》等等。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生活方面的关心,同时,还表现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毛泽东突然问章士钊,能否借您的逻辑学著作一阅?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毛泽东见到章士钊忽然问道:“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作,能否给我一阅?”章士钊的这本著作,正是他于1943年在重庆出版的《逻辑指要》,但章士钊却十分踌躇,他犹豫了一番,说道: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由此呈现给您,怕是对您的侮辱。为什么章士钊要这样说呢?原来,章在这本书的序章里,迎逢了蒋介石,因此蒋介石请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里讲授这本书。

毛泽东当然知道其中缘由,但也只是呵呵一笑:“这是学问上的事情,个人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话虽如此,但其实毛泽东与章士钊很早就相识了。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与章士钊有了一段“特殊”的关系。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在李大钊的介绍之下,才在北大图书馆中入职,做了一名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曾经回忆那段经历时直言,“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因此在毛泽东的心中,对知识分子虽然敬重,但多少是提不起什么好感的。但章士钊,却是一个例外。在毛泽东困难的时候,章士钊这个当时的知名人物,在北大任教授,却给予了毛泽东这名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2万银元的资助,因此毛泽东对他一直是心有感激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这样的感兴趣呢?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二是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有关;三是与章士钊此书在中国逻辑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有关。

原来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读过有关逻辑方面的书籍。据《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利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1905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名学》(直译名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和斯宾塞《逻辑》等书。

这位作者是继承了培根哲学的,他在培根的基础上,他还富有创新精神的自创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的理论偏向于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强调兼容并包,他指出: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

毛泽东通过读这《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学知识,同时也深刻地掌握了良好的逻辑性思维与表达能力,这为毛泽东的理论水平,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由于客观条件相对地稳定了下来,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读他所要读的书。这期间,毛泽东读得最多的书籍,就是哲学方面的书籍。《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大纲》,以及战争哲学著作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

1937年,毛泽东刚写完《矛盾论》,便于1938年春天读到了刚出版的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这可能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读到的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逻辑学方面的专门著作。这本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并下了很大的精力来读它,并对其中的许多地方“颇感新鲜”。但这一时期,应该说毛泽东对逻辑学本身方面的认识和掌握的深度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更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投入更多的精力的是50年代我国国内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和争鸣的时期。

延安时期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在在中国理论基础上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国内的哲学,逻辑学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译自苏联。所以苏联理论界与学术界的一些成功与观点,在当时的国内占有了一定的地位,甚至到了与苏联关系交好时,中央主张学习苏联”老大哥”,因此这些观点,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逻辑学在这方面,则更加的突出了。由于中国自民国以来便饱受战火,而哲学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国之前的逻辑学研究,比较有价值性和代表性的,就只有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了。在个大前提,大背景下。

中国方面的逻辑学观点,长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待哲学的态度,也是与苏联“一脉相承”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比,有阶级性,有党性,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形式。它与辩证逻辑相比,是低级与高级的区别。

二: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毛泽东支持周谷城

然而,这种一家独占的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国的学术界不久便迎来了一场争论,逻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1956年,《新建设》杂志二月号(总第89期)上发表了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这篇文章里,对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造成了一种挑战当时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马上注意到了。毛泽东读的书很多,尤其书有关于逻辑学与哲学的书籍,周谷城的观点既新颖,又深得毛泽东的认可。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

他们谈天说地,讨论如何让批评更加有说服力。而这时,毛泽东想起了周谷城,他说:周谷城写了一篇关于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对了,是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

毛泽东非常支持这场围绕着逻辑问题的争论,提倡学术争鸣。有一次毛泽东正中央领导人开会,会议之后,一群人正在会议室楼下的西厅准备就餐,这时毛泽东想到了周谷城也正在附件,他便把周谷城也叫了过去。

刚一进屋的周谷城,便与毛泽东开始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拿着《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嘛,要继续争鸣下去。”

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感慨地说:“我这个观点始终是太过于新颖独立了。只有我一人持此观点,学术界多数人都在反对。火箭炮冲起来就不能落地了,我现在的局面有些被动”。

毛泽东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理始终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有新的观点,适当地提出们,这才是学者应该有的态度,我看啊,辩论就是嘛。

毛泽东还说:在人大办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就有与你文章相同观点的文章,还引用了你的意见。
周谷城说:我没有看见。毛泽东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
毛泽东还对周谷城说,大胆地写,不要怕,有观点就亮出来给大家看看,真理嘛,总是越辩越明的。周谷城受到毛主席的鼓励之后。信心大增。不久便再次发表了文章。

而周谷城的这篇逻辑学文章,刚一发表,便引起了理论界的轩然大波。许多杂志社的编辑找到了周谷城:你这篇文章一出来,反对你的文章更是多了起来,周同志你准备怎么办呢?压力来到了周谷城这边。

但是压力带来的更多的是动力。周谷城对杂志社的编辑们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主席也说,真理越辩越明,身为学者我是不怕有反对意见的。

这件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他们谈到哲学界正在讨论逻辑学。毛泽东说:问看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在此次思想争辩中,毛泽东几次给周谷城吃下了定心丸。他为了让周谷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特意告诉他:“人大有个王方明,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这次谈话,除了论及个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毛泽东这番话对于周谷城、王方明当时尚属“少数派”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

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马特《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马特虽然在文章中进行了对讨论情况的综合叙述,但是对周谷城王方明的观点,是带有批判性质的。他说这个争论是“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将学术问题,看成了斗争问题。还称

周谷城、王方明“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

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便看到了,非常高兴,他对这篇题目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很感兴趣。还特意用长途电话召周谷城从上海来北京中南海。

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门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问题十分关注。

毛泽东对他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周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起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formal logic 本来说是formal的,要把它与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儿。”

“中学高中班、大学初级班学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毛泽东说:“懂不懂,当然也有感觉是问题。但是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这时期,毛泽东投入许多精力关注着这场争论,对有关报纸、杂志登载的文章也都研究、阅读,对这场争论始终是比较重视的,并密切注视着各种观点。

毛泽东所借的《新建设》《哲学研究》,也正是用来查我有关于逻辑学相关的文章。

而20世纪50年代,这场关于逻辑学问题的争论,首先便是在《新建设》杂志上展开的。

《哲学研究》,则一直以来都是毛泽东必读的杂志。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上面赫然写着: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关注着论战的毛泽东,一直借助相关的杂志和期刊,来关注理论界的最新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有关于逻辑学方面的文章,登录的也比以往要多了一些。

三:毛泽东出版哲学图书,他为何喜欢”叛书”?

1958年,正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毛泽东,再一次的聚谈逻辑问题,其中参加的便有周谷城。

他们从下午5时起,一直谈到11点半,毛泽东对哲学的热爱,显然是独有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列出了许多哲学与逻辑学的书单,供中央领导人们认真研读。其中《哲学研究》这个期刊,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青睐。他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们,人人都订上一本《哲学研究》

建国之后的毛泽东,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哲学尤其是有关于逻辑学的知识,他深刻地意识到,逻辑学知识需要进行普及,逻辑学的研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需要继续发展。

为了进行普及,并且理清楚中国逻辑学发展的情况,毛泽东下了一个决定:编辑出版有关逻辑和逻辑学方面的论文以及相关的著作。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7月以前就有过类似的想法。

一次,毛泽东曾对周谷城说过:“ 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个系统的叙述。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学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分丛书,在前面写上几向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关于逻辑学方面的论文集的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是个妥妥的行动派,1959年5月左右,毛泽东将这个问题正式纳入了议事日程。开始组织人力着手编印论文集和专著。

从青年时期便对逻辑学感兴趣的毛泽东,在这次编辑出版时期,就更加注重各方面的意见,各种观点,以及关于逻辑学书籍的收集上。力求做到:做成一个一个相当于比较完善的丛书系列。出版后,毛泽东便一直将这套《逻辑丛刊物》放在身边。

不过由于时代的限制,以及环境问题,毛泽东在建国以前只读过《穆勒名学》《逻辑与逻辑学》,而他在这套《逻辑丛刊》出版之前,他只读过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为了再次出版这本书,章士钊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书做了很多次的修改。毛泽东得知还为此还写信给予称赞。

那么,毛泽东为何对他的这部书这么感兴趣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逻辑指要》在中国近代逻辑研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对于这一点,正如章士钊在为此书写的那个序言(未用)中所说:毛泽东“然相谓日:吾公见此书已,字不遗者阅通。 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伙矣,然大抵从西籍得来,不足称为专著,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指出《逻辑指要》的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逻辑指要》“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以排,以成一学,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逻辑指要》(自序)),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章士钊写作《逻辑指要》“志在灌输逻辑恒识取便广泛读者”。章谦称为国人讲逻辑,仅执翻译之劳。

章士钊认为:“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此学宜当融贯中西,独树一帜”。(章士钊:《逻辑指要》<例言>)“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者,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而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且欧洲逻辑外籀部分,自亚里士多德以至17世纪,沉滞不进;内籀则里诸贤,未或道及。自培根《新贝经》,此一部分渐开发,逻辑以有今日之仪容。

然而,不难发现《逻辑指要》一书有些史料不乏牵强之处,但它另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晚清时节,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人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20世纪10年代情况虽大有好转,但开设逻辑学课的却并非很多。至于20世纪40年代能够写出逻辑学专著的更是前无古人之举。而章土钊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无疑是一件空前的事情。

当然,《逻辑指要》一书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如后来章士钊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但是,正如首先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一样,对于开拓的人也不应该求全责备。其二,从章士钊自身在逻辑学领域所有的经历看来,毛泽东看《逻辑指要》和选为逻辑学的“专著”之列也是当然的。章士钊在逻辑学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

章士钊是国内最早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人。1907年4月,他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后,他就用所得稿费离开日本,经上海前往英国,进入苏格兰大学攻读法政兼逻辑。“自是践履逻辑途径,步步深入,兴会亦相而高。那时出洋留学者,攻读逻辑的人是极少的。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1917年秋推荐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以后),曾专任教授,讲授逻辑学。他在北京大学(主要是1918年)所讲授过的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会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

《逻辑指要》即是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对于这段经历,章士钊在1939年5月12日为重庆版所写的《自序》中曾作记载:千九百十八年,余以此科都讲北京大学,时同僚陈独秀、陶孟辈,主学生自为笔录,不顾讲章,吾亦疏于记,逻辑未有专著。讲授名理,以墨辩也许正是由于章士钊在逻辑学领域的造诣和成绩,使他的这部著作在重庆出版之后被荐送到蒋介石处,于是蒋让章士钊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演,前前后后约一年光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部书是一部蒋介石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书。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这部《逻辑指要》的评价也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应该承认章的这部《逻辑指要》的价值是不应低估的。第一是它在中国关于逻辑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第二是在中国关于逻辑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而这部书得以重版,应该说与毛泽东对该书的充分肯定和对章士钊的信任及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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