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例子
徐新建教授
徐新建，文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人类学研究》辑刊主编，哈佛大学、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理事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执行会长，中国作协、中国音协和中国剧协会会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和教育部基地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首席专家，出版专著《西南研究论》《民歌与国学》《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等，作品荣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引言
本文应廖明君执行主编邀约撰写，以个己为案例，回望走过的治学道路。
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我从事与人类学相关的学术研究已近40年了。
20世纪80年代，我大学毕业后不久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研究议题与领域从文学、戏剧到世居民族、区域发展，后来又延伸到民间信仰、侗歌民俗及跨国比较。
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综述里，我曾将人类学的田野实践概括为由“上山-下乡-进城-入网-反身”构成的五种面向。结合既有的学术经历来看，我个人的人类学之路也近似于与之对应的多维整体。若再简化，则可浓缩为前后贯穿的延伸主线，即：学科“下乡”-实践“进城”-文学“在线”。
二、学科“下乡”：面向乡民的田野认
作为由西方引进的知识门类，人类学的学科下乡在早期包括两重含义，首先指学术精英以边缘他者为对象的档案下沉及其以进化等级为坐标的自我确认；其次意味着城市阶层对乡土传统的“升级”改造，目标指向城市化扩张。在近代中国，后一种意义上的人类学下乡也此起彼伏，表现为费孝通批评过的“文字下乡”，大多带有居高临下为他者作精神“扶贫”的教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存在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基层路线，从波亚士学派在美国强调“文化相对论”到北大教授在中国掀起“歌谣运动”，再到汉斯·莫泽（Hans Mose）等在德国宣扬“民俗主义”,学者们以民为本，转边缘为中心，前赴后继，批判高高在上的象牙传统，倡导“眼光向下的革命”。
20世纪80年代，在我步入职业的学术研究之际，正好赶上人类学后一条路线的日渐增强：西方涌现了对民族志进行政治与诗学反思的话语革命，中国则恰逢打破文本枷锁，呼唤“文化寻根”的改革开放。
我在1984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观众与创造》，论述戏剧观看者对剧场艺术的参与及贡献。文章将分析对象从台上延至台下，由单一的表演聚焦扩展为整体的剧场效应。如果说该文的观点对扩大戏剧研究的空间及论域有所推进的话，那么我后来深入黔东南民族村寨的实地考察就又进了一大步。
由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性质决定，我在文学所工作期间，单位提出的要求是整体关注经济社会连通的省情总况，专业则聚焦世居乡间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为此，自1985年起的十多年里，经由集体调研、个人考察及参会、访谈等多种方式，我几乎走遍了包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在内的全省民族区域，聚焦的范围大大超越以往的文字书写和精英范例，不仅涵盖更为广泛的民间歌谣、乡土叙事，还涉及更为内在的底层信仰和仪式传承。
这样的延伸与扩大，在知识观念的转变上，可以说就体现了本文阐发的“学科下乡”。
为什么这样讲呢？以文学研究为例，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专业知识源自书本和课堂，在全国统编的教材内，文学等于文字印刷物，被限定于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四大门类，并主要体现在写入文学史的纸本化经典之中。在由精英编制的认知框架里，几乎就寻不见苗族村寨的民歌痕迹，找不出乡土歌师的应有地位，更见不到对“土著”魅力的深入阐发。因此，与民国初年“到民间去”的歌谣运动相呼应，面对生活世界的文学状况，若想使学术研究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就不得不改变既有的刻板印象和治学范型，让知识跳出精英制造的话语牢笼，呼唤学术扎根田野，让学科自觉下乡。
正是在“学科下乡”的认知转变下，我对以往被视为边缘、落后的民间乡土有了全新看法，开始把民间的存在及其价值，理解为传统“官-士-民”结构中的“第三世界”，并由此出发对新时期的民间文化进行概述，肯定了从各地流行的通俗演唱到“舞厅迪斯科”和“街头霹雳舞”，从“比基尼”到健美赛，从民办企业到民间节庆的复兴景象，继而总结说：
民间文化似乎正在这个国家由集权式计划经济向开放式市场经济变革的潮流中，重新找回自己合适的位置，并力求在未曾全然改变的官、士、民分层传统中尽可能发挥其“第三世界”的特殊力量，尽管这种“找回”和“发挥”离真正意义的“以民为本”还相距甚远（from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尽管如此，当代民间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变化，已向习惯于研究Folklore的专家学者们提出了挑战却是显然的事实。
把民间文化视为“第三世界”的认知得益于余英时的相关阐释。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余先生揭示了传统中国的“三民社会”特征。不过他由此凸显的重点并不在民，而是士大夫阶层及其重要的承上启下意义。受此启发，我将“民”的作用予以凸显，并在后来延续的歌谣研究中，提升出“民歌与国学”交替互补的并置结构，相关成果即为我调至四川大学后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此同步的理论基础，则是此前与叶舒宪、彭兆荣等友人一同参与推进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体现为多重面向，既有以人类学理论对文学的阐发，也包括从文学出发对人类学的拓展。我个人的愿望是将二者整合为一体，把文学问题、人类学问题及文学与人类学问题连通起来，合并成一个更完整和基本的“文学人类学问题”。
本着这样的愿望，我在四川大学申报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侗族大歌的人类学研究”，旨在通过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实证调研，描述和阐释侗歌为何要唱及怎样歌唱的田野事像。在课题推进的过程中，借助反思学界以往分别由文学、音乐、民俗视角对侗族大歌的肢解、硬化，呼吁面对生活世界的侗歌本文，回归村寨、还原整体，还由此提出了创建“歌谣人类学”的理论设想。其中的要义在于提出“文本”与“本文”的联系与区分。我尝试从人类学的表述理论出发，将所有民族志写作——包括实证报告和理论阐释都视为“文本”，而唯有现实世界的事像本身才是“本文”。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第一性的存在是文学生活、音乐生活或仪式生活，其次才是对这些实际生活的文本书写，亦即民族志反思学派概括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
在跨语际比较中，汉语“本文”可对应英语的fact（事实），“文本”则关联fiction（模拟），一实一虚，各有所指。从社会知识的生产看，人类学家的贡献在文本，局限也在文本。由此可见，人类学的“学科下乡”意味着从文本解放，向本文复归。
对我来说，在贵州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经历中，“学科下乡”带来的转变认知，不仅扩展了对民间乡土的亲身识见，还拓宽了对国家共同体内部多民族存在的切实认同。我于1996年参与筹划“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撰写其中的《罗吏实录——黔中一个布依族村寨的考察》。该书以当地布依族丧葬习俗为主线，集中论述了摩公主持“砍牛”仪式的文化意涵。书中论点在台北举办的人类学会上宣讲交流，1997年又在昆明举办的“人类学高研班”发表，因讲述仪式的细节生动，还被主持人纳日碧力戈戏称为“砍牛专家”。如今看来，由于当时过于强调本文真实，对作品的写作亦偏向白描式实录，尽管其中也揭示过“身份多元”“多教混合”等地域现象，但是毕竟还是弱化了阐述者的问题导向和学理阐释。
同样的问题，或曰矛盾、困惑，在我对月亮山的考察阐发中也有体现。月亮山位于黔东南山林深处，交通不便，民俗古朴。我赴当地调研的课题是“苗族祭祖”，虽只聚焦了为时一周的“牯脏节”仪式，实为计划围绕苗族展开的系列之一。在后来面世的报告中，我对调研背景做了铺垫，简介说：
苗族在贵州有368万多人（20世纪90年代数据），占了其总数的一半多,堪称其主体所在。多年来，贵州还因苗族众多而有“苗疆”之称。尽管这样，在当地居住了若干世代的苗族，仍没有完全把这里认同为自己的老家。他们总是不断地通过古歌和祭祀等追述着当年蚩尤大战后，其祖先跋山涉水南移和西迁的古老故事。
以这样的族群记忆为背景，被民俗学和人类学家们表面观察到的一村一寨牯脏节祭祀，所祭之祖，其实不仅指代本家本寨的亲族先辈，而且关涉更为久远的族源始祖矣。
顺着这样的族群记忆延伸，在我参加王明珂教授组织的“英雄祖先与族源记忆”课题时，顺理成章地由苗族视角展开论述，撰写了其中以《“黄帝”和“蚩尤”：族源故事再检讨》为题的报告。该课题持续了好些年，前后参加的还有彭兆荣、彭文斌、宝力格和纳日碧力戈等学者。表面上看，我们大家共同研讨的是多元中国的族群联系，但角度有别，结论不一。若往更深处说，彼此之间还有另外的不同。对我而言，随着思考的深化，对“多元”的本义有了新的理解，越来越不满足仅限于确认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与叙事平等，我主张还应更进一步阐释被称为“少数民族”的人群所持有并传承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
相关的主张在我对“穿青人”庆坛还原的阐述中得到体现。其中揭示的面具仪式不但与孔子阐述过的“乡人傩”古礼相关，更与世界范围内的“超验信仰”勾连。为此，我发表了《傩与鬼神世界》等文，力图重释被中原正统自神话“绝地天通”后遮蔽的初民本貌，而且努力提示被时断时续重申的“礼失求野”。这一时期的《傩与鬼神世界》等文收入笔者出版的第一部文集之中。
因此，联系人类学演进的世界谱系来看，其在20世纪80年代多地出现的“学科下乡”，还意味着由理论突围的精神重返——返回人类缘起即在的精神高山。表现在当代西方的案例上，即呈现为朝向“高贵土著”的路线回归：
延至20 世纪 90 年代，当新一代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前往东南亚的“佐米亚”地区考察时，其所体现的人类学“上山”，自然也不是对文明的向往，而是更为积极的逃离了。
仿照斯科特“上山”后的描述，不难发现，若将乡下、山上的“本文”与山下、城市的“文本”相对比，结论也是一样的：如果想知道西学东渐前我们的祖先，城市化之前我们村寨的样子，那就到乡下和山上去看。
三、实践“进城”：汇聚中心的学术成长
然而话说回来，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由于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不对称，出现了知识表述上的“马太效应”：一边是城市对社会话语权的日趋掌控，另一边是受统治的广大乡村朝着知识边缘的日益沦陷。
在此意义上的实践“进城”，意味着对既有“知识中心”的回应、反思及挑战、扬弃。对我而言，这样的实践体现为互为补充的三个方面：以中心消解中心；在中心发现边缘；从城市使乡土复兴。
1987年前后，顺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决策推动，我在贵阳参与发起“首届东西部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话”论坛，围绕“富饶的贫困”“反梯度理论”等议题的学界论争，提出经济指标不能代替社会指标，以黔省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多样性传承为例，强调应重视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根基和幸福愿景。参见我在对话会上发表的《文化复位与文化复兴》一文，被收入《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论文集》汇编出版；题为《东西部比较研究思考》的另一篇论述，则标志着区域研究的问题开启和跨省比较的视野开拓。
如今回顾，我当时虽然人微言轻，影响有限，但无疑也为“西部大开发”的学科对话与跨界合作尽了一己之力。
1988年秋季，在国家体改所下属的“西部研究中心”组织下，我应邀赴新疆调研，从乌鲁木齐市一直抵达最西部的伊犁巩留县，考察当地农牧业协调发展问题。通过与牧区干部的交流座谈及对当地草场的实地探访，我不仅增长了有关畜牧文化的基础知识，而且对草原民族的独特传统有了比较切身的理解。
新疆考察后，我将目光转向历史文献，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外学者对于西部区域的重要论述，其中启发较大的包括民国人士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俄国外交官写的《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及美国学者托马斯·李普曼（Thomas W.Lippman）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印象最深的是拉铁摩尔的内亚研究以及唐晓峰据此做出的那句概括——“长城内外是故乡”。
正是在这种切身理解及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我参加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多次组织的草原文化研讨。2004年前往宁夏银川，在宁夏大学发表《族群表述：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2009年到达呼和浩特市，在内蒙古大学宣读论文《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2012年至2015年，与厦门大学彭兆荣团队及中山大学周大鸣团队一道，加入人类学家乔健主持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课题，开展对夷夏关联的区域综合研究，并在结项后出版了专项报告《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
如果说在北方城市参与的学术调研与交流，使我的视野扩展至草原地带并由此延伸出“牧耕交映”的文明互补观，那么在此之前的云贵川之旅，亦即持续往返于贵阳、昆明和成都的学术实践，则催生了跨越行省的“西南一体观”。
20世纪90年代之初，最早由重庆与昆明两地学者与出版家发起，云贵川三地的多学科同人制订了“西南研究书系”计划，经过推荐选拔，我在中期应邀加入，负责贵州组稿并担任丛书副主编。在昆明举行的编委会上，我提出增强“丛书性”的整体布局，力求做到选题上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协调统一，不仅“因人设事”，更要“因事设人”，并且为了体现选题之间的联系贯通，需要在每部书前面加一篇标明丛书宗旨的“总序”。
后来在主编张诗亚仁兄的指定下，我不仅担任“总序”撰写，还以此为基础，提交了作为丛书宏观总论的专著，书名题为《西南研究论》，于1992年出版。
总序和总论当然是编委会集思广益且论辩合谋的成果，体现了西南学者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火花与生命激情。其中值得回望和总结的有如下几点：（1）突破既有的行省框界，将西南再度视为地理、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区域整体，提出“西南三角地”的区位特征；（2）梳理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到“西南联大”边政研究以来的“西南学”表述，提炼以“一点四方”概括的夷夏结构，呼吁创建面向未来的西南学派；（3）提出随着冷战形成的“雅尔塔”格局结束，人类历史进入了“后轴心时代”，自此以后，“与世隔绝的文化也都将不复存在”。
《西南研究论》出版后引起学界一定关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将其列为课程读本，用于其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教学讨论的一个专题；樋泉克夫在其著《西南、东盟与华人圈》中予以专门评论，并将笔者原著中的“西南三角地”图示（图1）进行了拓展。留学美国的杨斌博士亦做回应，同笔者就中原与西南的表述差异进行商榷，并将相关评价写入其著之中。
相比之下，人类学意义上以京津沪为地点的“实践进城”次数不多，参与有限。或许长期在西南边地待惯了的缘故，我每次进京都感到不自在。像我在非虚构作品里写过的艺术家尹光中一样，在京城模仿官话久了舌头会痛，难受得很。不过也有值得提及的学术参与，最突出的一次就是2006年到中央民族大学，参加王建民教授组织的会议，议题为“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出于对大会议题的积极响应，我在会上发表了《回向“整体人类学”》一文，阐述说：
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知识范式，人类学在中国主要以进化论为根基，强调英美的科学实证倾向，忽略了人类学自“两希”传统以来的哲学根底，因而导致更多偏重于社会学与民族学。
如今需要从回向“整体人类学”的学理层面，关注哲学人类学，并由此发掘中国多民族经验中对人的研究，从而不仅仅对“汉学”和“少数民族学”而是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做出贡献。
在那之后，我又有两次人类学“进京”，都在北京大学。一次应高丙中邀请做讲座，另一次是参加蔡华召集的国际对话会。
蔡华教授召集的会议时间在2016年，议题为“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作为连续举办的国际对话，该系列已先后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和巴黎高等研究院举办，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这次可视为其中的转折，对话的聚焦虽然还是“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但讨论范围转向了对格尔兹为代表的“民族志诗学与政治”转向的回应。除了蔡华再度谴责“后现代主义对田野工作真实性的打击”外，来自美国哈佛的赫兹菲尔德和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的马力罗等都发表各自见解，但与蔡华观点不尽相同。赫兹菲尔德不赞同人类学写作的“科学主义”，但也不认为民族志就因此而等于艺术。作为折中，他提出了“现实主义民族志”的主张。我的发言接续前几次的内容，以不同文化中的“人观”表述为例，讨论科学研究中的术语通约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冷处理和沉淀、修订，文稿几经退稿周折，终于在2022年刊发，题目叫《表述与本相：跨文化研究中的人与“人”》。2016年的北京大学对话会开得很活跃，与会者不仅发表各自的主题演讲，而且围绕彼此观点展开了热烈评议和讨论。我在会上发表的评议部分，在后来刊发的会议综述里被概括为五个问题，即：
（1）科学是否能够存在实验性科学之外的其他类型，比如阐释性科学能否成立？（ 2）解释性科学如果是科学的一种，民族志的科学性如何能被证实？（3）科学概念如何才能贯穿在人类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之中（理论假设、田野工作、民族志写作）？（4）科学之外是否还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知识？（5）如何看待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如今看来，当时针对科学与文学的关系追问，不仅回应了“写文化”引发的民族志“表述危机”争论，并孕育和延伸出了我对文学人类学范式的定位“升级”。
接下来，我于2018年应高丙中邀请参加的北京大学讲座，参与对谈的有朱晓阳和郭金华两位教授，议题既是对中央民族大学“学科重建”话题的延伸，也是与《民族研究》杂志有关“民族志写作”系列谈论的呼应。在高丙中主持下，我围绕“自我志、民族志、人类志：整体人类学的表述组合”展开，强调了民族志写作对个体、群体及全体加以整合的重要性。我认为“民国以来，国内民族志作品大多呈现为聚焦中观族群或社会的他者表述，对人类整体与个体缺乏足够关注”。继而指出：
建构整体与个体、自我与他群相互关联的整体人类学，需要回归人类整体，也需要回归个体、回归自我。自我民族志是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的重要维度之一。
该演讲后来在《民族研究》发表，题目改成了《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文中强调的重点，除了对民族志文类的对照分析外，更在于提出了对人类学自我的学科“反身”，也就是后来在《人类学的多田野》里作为五维之一讨论的“离身时代的田野体认”。
高丙中和蔡华都是我的好友，也是我学术上的良师伙伴。高丙中生长在湖北，如今去了珠海，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继续推进“海外民族志”事业，并提出研究“世界社会”的宏伟主张。蔡华原籍云南，留学法国多年，在北京大学荣休后在昆明与巴黎两地游走，同时不断完善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重大论述。从籍贯看，我们都具有文化上的南方背景，但与他们二人后来添加的首都经历不同，我基本上就在西南，习惯于从边地看远方和世界。与此同时，我感恩于能交到他们这样的朋友，获益于很多友人提供的无私提携和帮助，使我免于故步自封的危险。
话说回来，随着旧时代的“中心”消解，即便是在掌控话语权力的都市，各地都呈现出地方与全球双向汇集的“全球地方化”趋势（glocalization）。因此即便身处西南边地的成都，与全球关联的人类学实践也层出不穷。例如，2003年由四川大学承办的中华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就邀请到一批海内外人类学家汇聚一堂，展开人类学视野的饮食研讨。会议由李亦园先生领衔，王秋桂召集，参与者包括被誉为“饮食人类学之父”的西敏司（Sidney Mintz）及剑桥大学的杰克·古迪（Jack Goody），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的王明珂、陈志明、张展鸿、徐杰舜、彭兆荣等。作为承办方的与会学者之一，我的论文聚焦少数民族的“饮酒与歌唱”习俗，从“礼失求于野”角度讨论西南与中原的饮食联系。
至于持续至今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更是在貌似比成都还“边缘”的广西南宁诞生，而由其产生的人类学影响，却早已超越了表层的地缘边界。
后来出国访学，先后去到波士顿、剑桥和巴黎等国际城市，与人类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便延伸到国际视野的比较之中。跨国交流和比较的成果，包括在《世界民族》《思想战线》等期刊发表对不列颠多元构成的考察、美利坚合众国“国家认同”的简析以及对美洲印第安博物馆的个案阐述等。尽管议题并非系统设计，论述也不尽深入，但毕竟跨出本土，勉强算得上微型的海外民族志吧。
四、文学“在线”：数智时代的表述转型
此处的“文学”指的是广义，一方面关涉人之为人的诗意表述，另一方面指代人类学的学科合一。自《回向“整体人类学”》一文提出以欧洲大陆的人类学“三分”替代北美流行的四分之后，顺着2016年在北京大学对话上针对“科学与文学”关系的思考，我进一步提出了由二者关联并置的人类学新整体设想，即“科学的人类学+文学的人类学”（图2）。
此举的意图之一，是将20世纪80代“表述危机”蕴含的诗学资源提升出来，转换成人类学视野中的“表述生产”。其中核心在于重新激活曾被格尔兹集中阐释、其后又被蔡华重点回应的关键词：fiction。该词的汉译出现过很多，包括“小说”“虚拟”“构造”，以及“表述”和“幻想”。如今势头凶猛的汉语“科幻”，词源就来自英文的science fiction，简称Sci-Fi，汉译全称即“科学幻想”。
追溯起来，我近来反复以神话与科幻的关联为例，提出“科玄并置”的主张，其实就源于对英汉关键词fiction的反思和重构。在我看来，fiction一词揭示了民族志的关键所在，即“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也就是以写作为媒介对文化进行再表述，由此不但对应了广义文学的人类学性，同时也更为深层地揭示了人类整体的文学性能——象征、故事、诗意、虚拟。
不过这一思路之所以能进一步与数智时代契合，还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网络体认。1992-1993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自那以后，我便逐步进入由搜索引擎与计算机终端构成的“数字化生存”领域，在学术研究上，也越来越习惯和依赖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组合呈现的虚拟界面。当然，也正因有了这种数智生活的切身感受，我才启动了日后对人工智能（AI）与虚拟现实（VR）等相关议题的关注和参与。
2002至2003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获得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人类学年会（AAA）的机会。在合作导师华琛（James Watson）的支持下，我牵头组织了一个圆桌小组，议题选的就是东亚地区的网络转型，具体讨论议题为“亚洲研究面临的挑战：从口头传统到互联网想象？”（A Big Challenge to Asian Studies: From Oral Tradition to Internet Imagination?）。我提交的论题是《从口传到网络——侗族大歌的传承演变》（From Oral to Internet：Stories of Dong’s Singing）。
从那时起，我注意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即越是在被视为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就越是勇于接受电子媒介的使用。以西南为例，除了上面提到的侗族网络事例外，由苗族青年于1999年创办的“三苗网”也是异常活跃且影响很大的突出代表，其“筚路蓝缕的历史过程”，被总结为“反映了互联网时代苗族人对于‘数字化生存’之路的孜孜探索”。
与此呼应，自2002年起，我在四川大学的文学人类学教学中，开始向网络议题拓展，借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即可总称为开展了对“民族文化与数智转型”的研究。其中起步较早的是本科生吴雯对电子游戏《轩辕剑》的考察和阐述。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田野经验，吴雯不仅自己实操游戏，并且上网交友，与各种档次的网民切磋手艺，交流心得，探索出一套超越书本教条的在线方法，最终完成了一份颇有创新的优秀毕业论文。
吴雯的论文以苗族、蚩尤及《轩辕剑》的连接入手，较早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在电子游戏中的展示与重构。多年以后，相关现象在日益蔓延的互联网中持续升级，2019-2022年我们到四川凉山和云南大理参加扶贫调研时，少数民族乡民以“抖音直播”“人手一快”及“线上三月街”为特征涌现的网络普及，令人为之震撼，大开眼界。为此，我们以专题工作坊形式，组织系列访谈调研，计划一方面以《新凉山民族志》为题予以呈现，另一方面列入文学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迄今已答辩通过的有朱海琳硕士的《机械形象——数能时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留学生阿卡波塔的《媒介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前者辨析科幻叙事中的“后人类”表述，后者考察远程参与的“线上博物馆”互动；目前还有多篇文章进入撰写阶段，其中有的聚焦“数智大理”，考察线上与线下交错并置的地方表述，有的延伸关注“网络玩家”，描述可被称为“指文”的在线文学。梁昭老师带领学生分析“游戏小说”，意在接续口述与文字时代的“听说读写”后，探讨数智时代的新行为动词，如“抖”（音）、“游”（戏）、“截”（屏）等。
为此，我结合人类的幻想特征做了概述，指出：
对于尚在演进和“成为”(becoming)中的人类而言，若要阐释当下及今后的文学与幻想，无疑还需关注难以预测的未来。就如今处境而言，这个未来无疑包括已扑面而来的“数智时代”。
说到底，正是在现实世界的智能化转型推动下，我们倡导的数智人文与网络田野才应运而生。其中的动力还包括了与国内多所理工科高校跨学科团队的携手合作。例如，2019年，我应邀参加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团队主办的第五届网络研讨会，宣读论文《从现实存在、虚拟社区到桌面电影：网络关联的三个世界》。虽然从表面看去我的讨论还算切题，但与中山大学团队呈现的厚重成果相比，显然还相差甚远。由于具有与腾讯公司长期合作的实力和经验，中山大学人类学团队的网络研究无疑位居同行前列。
类似的交流合作还有很多。2011-2014年，我应聘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参与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开启了在工科大学拓展文科的艰难路程。2016-2020年，我与北京大学蔡华教授和杨煦生教授等加盟电子科技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所”，其间得到大数据专家周涛教授及人工智能专家翟振明教授等的点拨指导，获益匪浅，待条件成熟时即联合承办了以“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为题的大型研讨会，邀请到了大数据专家、VR专家、符号学家及《科幻世界》期刊等跨学科同行与机构同台对话。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2020年，第19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年会轮到成都举办。受论坛学术委员会委托，我联合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黄萍教授的团队一道承办，将大会主题锁定为“人类学与数智文明”。尽管受疫情干扰，会议还是坚持线下举办，来自各地的学者云集成都都江堰会场，各抒己见，论辩交流，将人类学对数智文明的研讨推向高潮。会后通过新华社转发的会议综述，数日内的阅读点击量竟然超过百万，由“人类学乾坤”推送的报道点击量也达到25万，创造了论坛的奇迹。我在大会的主题发言整理后发表，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我在文中强调：“一届人类有一届人类所处的时代和文明。”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类学”。具体而论：
数智时代的人类学与数智关联，关注数智、理解数智、阐释数智，由数智派生，与数智博弈；承继演化论，建立共时观，以未来眼光关注本届人类共同体。
2019年以来，应南方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跃红教授邀请，我连续参与了由其领衔的文理对话，议题包括“可信自主系统发展趋势及其社会价值意义”“科技人文时代的跨学科研究”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曾与9位科技专家并排而坐，面对面交流。当我们这排9位人文学者中有人以“科学原罪”命题发难后，科学阵营的回复也不示弱，现场“掌门人”、计算机专家姚欣当即接招，调侃说要以科学向善的方式“戴罪立功”，赢得一片喝彩。
后来，南方科技大学与《探索与争鸣》杂志联合，举办方兴未艾的“新文科”讨论，邀集文理科学者发表己见，我提交了《数智革命中的文科“死”与“生”》一文，倡导整合“两种文化”的得失利弊，重建人文与科技相通的“文理合璧”。这篇文章强调：
进入数智时代，文科之“新”不等于文理之间的简单叠加或硬性组合。文科之“新”体现在整体的知识生产及教育传承相联系的观念、形态、内涵、范式及体制、交往等各个方面，创建主动融入并积极参与到智能化与互联网之中的新人文，实现全社会都掌握科技，全科技都彰显人文。
其实就我本人的实际想法而言，关注数智时代并非为之鼓吹，鸣锣开道；相反，目的在于提出警醒，呼吁关注科技突变带来的剧烈冲击和负面后果。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在2018年末就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专题会议，针对当年出现的“基因编辑”事件进行对话，支持科技向善，讨论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
与此同时，我希望破除进化主义的单线时间观，避免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出场便将既往人文成果及表述范式视为落伍。因此，我不断以整合古今、淡化年代为目标，提出人类学研究的“共时历史”与“科玄并置”。与此同时，我借助文学人类学平台，强调神话与科幻的交相呼应，提出“神话是科幻原型，科幻是未来神话”。2022年秋季，我与叶舒宪、陈跃红、吴岩、谭佳诸友在贵阳孔学堂聚集，参与发起以《神话与科幻：通往过去和未来的人类叙事》为题的“四季论辩”。在那样的语境中，我不禁想到张光直先生在阐述华夏先秦的青铜象征时，一再提及的神话“绝地通天”。如今，从科幻到现实的科技变革，令人感到本届人类正在连接古人，重新进入了堪称“续地通天”的数智境界。
正因如此，我提出连接古今的人类学“五维田野观”（图3），其中的重要一维就是网络在线：Internet online。面对无处不在的天网、手机、微信圈、监控镜头和大数据，我们都是网民，人人都在线上。
可见，随着网络技术的加速推进，全民的生活日益升至“云端”。在此语境中，文学在线，就是想象在线、虚拟在线，亦即神话与科幻的并置登场，以及“元宇宙”界面如“飞碟”（UFO）般降临。对此，人类学内外都要做好准备：“本届人类”需要重新“认识你自己”。
五、尾声
记得有一年在台北开会，李亦园先生邀请我和彭兆荣到家里做客。令我吃惊的是，李先生书房不大，却在显眼处堆放了好多本《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他对我们说，这是很好的平台和窗口，能从中见到两岸人类学的很多朋友，了解多种不同的学术声音。
幸运的是，多年以来我就和这份学报建立了持久的联系，与徐杰舜等多位主编都是好朋友。我本人的多篇代表文章都在此刊发表。感谢廖明君兄再次邀我参加本次“学术名家”专栏的撰写。“名家”之称实不敢当。正如我在一部著作的后记里写过那样，在迈向人类学的进程里，大家在前，我在路上。如今将既往经历小结汇报，自制图示（图4）如下：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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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