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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中，西周时期276年的历史无疑是中华历史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中国由原史时期进入了信史时期。西周时期的宗周与成周，作为西周王朝政权的两个统治中心，是研究西周历史发展的关键点。只有正确理解宗周与成周的历史概念与含义，才能正确解读西周王朝历史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也才能正还原中华文明起源的原始脉络。
宗周做为“西土之人”“小邦周”周氏部落的龙兴之地，从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就是西周王朝的正宗统治中心，是西周王朝统治者每年祭祀祖宗、各地封国王公贵族朝拜西周王朝的标志之地。其在西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与历史象征，在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中都是明确而具体的，是西周历史的政治与地理标志，也是毫无争议的。
因为宗周地处中国西陲之地，为了便于西周王朝对广大商王朝遗留下来的东方地区的统治，从周武王克商后就定下了“余其宅兹中，国自至乂民”的国策，在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建立西周王朝统治东方的中心——东都，让东方氏族部落享受到西周王朝的文明统治，恢复传承夏文化的仁德之治。虽然周武王在第二年就去世，但是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延续了周武王的国策，在周公东征平定了淮夷之畔后，营建成周城建立东都，成为西周王朝统治东方地区的政权统治中心，并成为归顺的东南异性邦国诸侯朝拜西周王朝的朝圣地。因此，成周的所在地理，西周王朝成周遗址的具体所在，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考古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与考古问题。
关于西周王朝的成周历史，显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是幼稚的、肤浅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西周灭亡后，东周王朝迁都于洛邑，人们就想当然地把洛邑作为成周；再加上东周历史文献上有一些关于成周与洛邑历史事件的记载，成周等同于洛邑就成为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传统认知。以此认知为基础所建立起的中华文明探究与夏文化研究工程，以黄河洛邑为中心所形成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就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诲人不倦的论述主题。以“成周洛邑”的“中原中心”认知，中国考古学家先后产生建立起 “中原中心说”、“满天星斗说”、“中国相互作用圈说”、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新中原中心说”等等。由此可见，西周时期成周的历史地理位置，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方面极其重要的地位。
因此，依据原始历史信息，还原一个真实的、本真的西周成周历史，确立西周时期的成周遗址地理位置，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走入正确的道路，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光辉；让狗尾续貂被地方利益所左右的夏文化研究，被经济利益所收买的学术权威、学术理论，无处遁形。
只要我们还原出西周成周的原始概念与成周在西周历史事件的特殊作用，一个真实的西周成周历史与地理位置，自会清晰地呈现在中华民族的眼前。
首先，成周做为西周王朝统治中国的两个政治中心之一，成周与宗周是做为西周王朝的两个都邑的形式而存在。也就是说，成周与宗周是西周王朝的两个城邑、两个城池而存在，是西周王朝统治的象征与标志。成周如同西周宗周丰镐遗址一样，只是一个西周王朝统治下众多城池中的一座；成周也仅仅是西周王朝直接控制管理的一座独立城邑，最多包含一定范围、维持城邑生活所必要的城郭。
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文献典籍中看到大量关于成周作为一个西周城邑的记载，明确了成周在西周历史上只是一座城邑的基本概念，这也是对从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者素质的基本要求。如；
《史记·周本纪》：“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当国。蔡叔疑周公，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
《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等等。
其次，要还原求证出西周时期成周城邑的原始地理位置，必须通过对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原始铭文中记载的关于成周历史事件的深入研究，才能得出西周成周城邑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具有基本的历史知识、考古知识、地理知识，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研究者的基本素养。否则，只能是一个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空有学者头衔的滥竽充数者，将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引入虚无与万劫不复的死胡同。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统计，在西周青铜铭文中有“成周”二字者近百件，有“宗周”二字者仅仅28件，可见成周城邑在西周时期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这种重要的历史地位，体现在成周城邑在西周历史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其中，成周城邑在经济方面的繁荣，青铜器制作方面的高超与先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恐怕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这近百件关于“成周”记载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能够给我们重要地理位置指示的青铜器有这么几件：
【虢仲盨盖】（厉王时期，《集成》4435）：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
【伯㦰父簋】（《首阳》36）：隹（惟）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孳）、桐、（遹）。白（伯）㦰父从王伐，（亲）执讯十夫，（馘）廿，得孚（俘）金五十匀（钧）……。
【翏生盨】（夷厉时期，《集成》4459）：王征南淮夷，伐角、，伐桐、遹，翏生从。
【兮甲盘】（周宣王时期）：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在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中，记载周王征伐淮夷、南夷、南淮夷的历史事件的铭文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近百件的关于成周记录的青铜铭文，也有相当大的比例记录了关于周王的军事征伐。因此，西周青铜器、周王、成周、南淮夷、淮夷成为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记录的主题，是我们破解成周历史地理位置的可靠原始史料。
周厉王的大臣虢仲，随从周厉王在成周，征伐南淮夷；周厉王从成周出发，南征淮河以南的桐等地。武将伯㦰父同时跟随周厉王从成周出发，南征伐桐等地，取得战功，并缴获了五十钧的青铜器。尹吉甫作为周宣王的重臣，被周宣王任命为成周的税收官，而来到南淮夷，征收淮夷人的赋税，为西周王朝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财富。
从以上这几件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成周是西周王朝征伐淮夷、南淮夷的王居之城，是军事征伐淮夷的军事城邑，是西周王朝征收淮夷人赋税的经济重镇，是淮夷部落诸侯朝贡西周政权的政治中心。
在西周的整个历史时期，西周政权与淮夷部落的战争贯穿着整个时期。西周王朝在淮夷地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城邑，加强对淮夷的控制是一个必要的统治措施。因此，西周政权在淮夷地区营建成周都邑，强化对富裕的淮夷地区统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的唯一选择。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是检验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历史专业素养的一项基本内容。没有这一认知，就无法理解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都城从南京前往北京的初衷。在对西周王朝统治最大威胁的淮夷前沿，建立一个集西周政治、军事、经济力量最强大的都邑成周，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政治统治手段政治家的必要素质。
因此，综合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成周城邑位于西周王朝与淮夷部落冲突的最前沿，是西周王朝军事压制淮夷部落，盘剥淮夷地区财富，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维持西周王公贵族奢华生活的经济支柱。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来说，通过对西周王朝成周城的深入研究，建立一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周历史，重新确立成周都邑的地理位置，实质性推进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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