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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3 欧阳大家（第1页）

官船驻泊于襄阳码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物阜民丰的名城，襄阳自建置开始，便是毫无疑问的京西第一城。

荆襄平原，鱼米富足，在漫长的承平时光中，以当下时代最先进发达的生产力，奏出了一曲农耕文明的辉煌颂歌。虽然在最近几十年，由于两湖平原的进一步开发与崛起，襄阳在中南地区的地位受到不小冲击。

但由于其中南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又起到湖广地区以及一部分川蜀地区向京畿输送财税的重要转运作用，又进一步促进了襄阳的繁荣。

到正统六年，大汉帝国已然立国百年，襄阳城的规模，比起百年前只扩大了一倍，但襄阳直接辐射的范围，却扩充了五倍不止，光看依襄阳城垣以及汉水展开的那鳞次栉比的屋舍楼栋，以及宽窄不一但平坦通达的街道就知晓了。

既行至此，暂泊补给，范仲淹本想下船，感受一番这襄阳大邑的繁盛富庶、人间烟火，将忧虑心情释放一番。但是，这个想法，也很快落了空。

当仆人将一摞拜帖，呈至范仲淹面前时，他“畏缩”了。名帖一次就递呈上百份，份份来历不凡，都是京西道的高官大吏，从道司大员，到知州刺史（由于升迁途径的区别，到正统时期，大汉依旧存在刺史之职，只是相比起朝官“知州”数量要少很多罢了），没一个简单的。

他们正恭候于岸头，备好酒宴，接风洗尘，一尽地主之谊的同时，也请范公对京西道州之政事庶务做出一番指导

范仲淹北上的路线，根本瞒不过有心人的视线，而在当下的大汉朝廷，从中枢到地方，关注范仲淹的目光，又何止数以百计。

而能让这干权贵官僚，如此殷勤恭敬，原因自然在他此次北返京畿，自帝国中枢吹出的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早就吹遍南北大地了，虽然还未彻底定论，但跳票的可能也并不大，毕竟，朝廷用几十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原则与规矩，也没那么容易打破的。

在翻阅着那些拜帖之时，范仲淹的表情也逐渐严肃，最终怅然一叹，将名帖一一收好，让仆从下船，交还京西官僚。

当然，得有一番讲头，大概表示，范某去职之人，王诏在身，不便久留，京西众臣盛情，他十分感激，但见面指导之事，实在不便，乞见谅。

不只是一般的道司大吏，就连京西道布政使王德基，范仲淹也没有会面的意思。王德基可不是凡人，他可是曹武穆公（曹玮）唯一的女婿。

大汉曹氏，经过曹彬、曹玮这两代的奋起发展，已然后来居上，成为帝国顶级勋贵圈的一员。尤其在七八年前，杨氏陷入衰落期后，曹氏的地位就慢慢凸显出来了。

而这一点，以曹氏之女纳入东宫，成为皇太孙妃为标志，这是世宗皇帝从诸家勋贵之中，给刘维箴精挑细选的良配。不得不说，为了刘维箴这个太孙能够顺利继位，世宗皇帝明里暗里做了很多事，方方面面，好的坏的都做了。

等刘维箴继位登基，曹氏也顺利晋位皇后，宫里有曹皇后，宫外有大量曹氏亲贵及旧部，纵然不如杨氏当年声势之隆，曹氏成为帝国第一序列的显贵，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作为曹家女婿的王德基，范仲淹都婉拒不与会面，但有一人，他却特意做了一番交待，让仆人秘密传达。

不敢多逗留，迅速起行北航，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思。站在船舷上的范仲淹，只能凭栏，偷偷地观察襄阳汉水沿岸的风景。

渐行渐远，人与景慢慢地消失于视野，念及此事，范仲淹又不禁自嘲。想他范希文一生光明磊落，坦荡忠诚，行至迟暮，却在这襄阳，被吓得不敢下船，依旧逃不脱“名利”二字。

汉水发源于秦岭，汇集诸多支流经京西、湖北注入长江，北行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又行二十余里，在转向南阳方向之际，于光化镇码头停泊休息。

而在光化镇，一个名扬天下的大文豪，正按约定等候于此，时任房州知州的欧阳修。

欧阳修时年四十又一，作为一个官僚，他正年轻，作为一个文臣，他也早已誉满天下。正统时代，不只是文人的春天，也是一个谏臣的时代，如欧阳修、蔡襄、余靖、尹洙等臣，都是以直言敢谏着称，尤以欧阳修、蔡襄最为知名。

尤其是欧阳修，先后受到晏殊、蔡齐、杜衍等名臣、重臣的提拔，政法大学堂、进士，天下学子渴望而不可及的光环，他都轻易镀得。

而早在世宗时代，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就曾以一篇《泰山赋》而受到关注，那是一篇雄文，有识者，在赞叹其文才笔力的同时，更关心欧阳修对世宗皇帝封禅的一些隐晦评价，此人，胆量是真大，也真敢说

当时，还在政法大学堂进修学习的欧阳修，很“幸运”地上了皇城司的重点观察名单，并由此进入世宗皇帝视野。也就是世宗皇帝没有计较，并在后来巡视大学堂的过程中，特地召见过他，方才真正安全。

进入正统时期后，欧阳修曾一度官至内阁学士、知制诰，长期待在朝廷中枢。而不管从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他都极易让人想起一个人，开宝、雍熙名臣：王禹偁。

忠直敢谏，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而在诗文上，欧阳修更是延续着王柳遗风（王禹偁与柳开），并深入发扬，到不惑之年，正式成为大汉帝国在诗文革新运动上的领袖级人物，并且再度在帝国文坛发动了一场“古文运动”。

欧阳修对西昆派的浮靡俗丽，是十分蔑视与不满的，就像看不惯君王失策、权贵腐败一般，当然，在个性上，并不如王禹偁那般过于刚烈，这也助其盛名。

即便如此，因进谏而遭贬，对欧阳修来说，也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前者遭贬房州，几与范仲淹同步，只因为当时上表，为其说话，并暗指尚书令李昭贤因私废公、掀起党争。

结果被贬，一点也不意外，当时为范仲淹说话的人并不少，但以欧阳修言辞最为犀利，并且直指“核心”。

此番，范仲淹回京的消息传开后，欧阳修便动了心思，几经犹豫之后，终还是冒着擅离职守的风险，特地赶来襄阳，希望能见上范仲淹一面。

二者见面之后，并没有过多言语，范仲淹首先就表态，为声名影响所累，若是旁人，他绝不敢私会，但欧阳永叔值得，他也相信，欧阳修绝无逢迎之心思。

念及欧阳修之诗文大才，范仲淹见猎心喜，主动问新作，对此，欧阳修感佩地说，范公一篇《岳阳楼记》，名扬天下，在此雄文面前，他不敢提笔。

就在湖北期间，同科好友滕宗谅治岳州卓有成效，政通人和，官民称道，范仲淹闻之，亲往巡视，在登楼一览盛景之后，还是写下了一篇有所出入、但核心主旨不变的《岳阳楼记》。

而此文一出，瞩目天下，莫说天下士人大受鼓舞，热血沸腾，就是朝野之间，仁人志士、君王大臣，也有很多人为其所感动。皇帝召其还京，也未尝没有这篇文章的功劳。

前前后后，范仲淹与欧阳修只对话了小一刻钟，而欧阳修的来意，也很明确，他带来了一酒坛，坛里装的不是酒，是一碗清水。

对饮之后，欧阳修真诚而郑重地表示，他心知，范公此番回京，必是要做一番大事的，也必历经一番艰难，感其志，服其诚，特地为其壮行。

言罢再拜，欧阳修也不逗留，带着一名随从，跃马扬鞭，西归房州而去。

显然，如欧阳修者，对范仲淹之行，也给寄予了大量期望，而海内之中，存此期望者，不知凡己，这让范仲淹大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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