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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的教育及其阅读、阅历，还未能帮他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他提出什么“理想主义”来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

从这方面说，莫言的“理想主义”究竟在哪里呢？

他的生命力和所谓“酒神精神”，都是些提不起来的零碎。

而面对真正的历史问题时，他却回避了，“躲”起来了，“藏”起来了，“掖”起来了，连亲身经历过的“文革”都不敢正面写、正面碰了，不约而同地与其他“作家”一道，“画地为牢”，圈定了能写的范围。

这兴许说得有点苛刻，但长期物质、精神上的赤贫状态，确乎使他整个人，还更多地停留在较低层次的追求水准上。

记得曾有人问他，如果你拿到诺贝尔奖，那笔一百万的奖金，想怎样花，莫言答道，要拿它买座大房子，带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里面搓澡。

这或许有点调侃了，但从某个侧面，不也透露出作家生活的状况与趣味来了吗？

同样当过兵的作家刘震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说起莫言的一桩事，让我久久难忘。他是这样说的：

〖htk〗〖gk2!2〗莫言在部队比我混得好，他都混上了军官，我是当了几年兵就复员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一般当兵的，都是连长在的时候，或者排长在的时候赶紧扫地。他说我呢，是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扫地。他说我们那个连的厕所都是我掏的，我专门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掏。但时间长了，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知道了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的憨厚、可靠，所以就能提干。我觉得他在部队的收获比我大啊。

这段话十分传神地描画出“早熟”的莫言，他的适应外界环境的机心、“智慧”与大聪明，以及在那段特定环境下，在严酷的竞争和“灾难”面前，精神的扭曲，灵魂的变形。

同样，上学、就业、当兵和出道之初，他也实施过一些“策略”，这都是一些“必然”的、逻辑上的延伸。如：

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

郑红英说：“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就这样，我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我得罪了郑红英……断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一九七三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一九七六年，我终于当了兵，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高中一年级。以后所有的表格，都是这样填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去当兵……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天无绝人之路，一九七六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挖胶莱河……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没去挖河……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混进了革命队伍。

他说他对养花养草很感兴趣，也喜欢养石头。又一次进城时，我背去了两块大石头，足有八十斤……后来我又写了一组短小的水乡小说，毛老师说很有孙犁小说的味道，于是他就带我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

我非常关注同行们的创作。前些年年轻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我曾经撒谎说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样就显得不同凡响。现在我已经四十多了，应该努力做一个坦率的人……做一个坦率的人是为了夜里不失眠……

现在的莫言成名成家，红得发紫，再无挡道拦路的，他想做一个谦虚和坦率的人不成什么问题，为使自己心安、进步，他就想说点真话了——除非那真话是不能说、说不得的。

回头想想，如果连这些都需要“想”才做，那做起来确乎不易。

这背后也就不光是环境畸形、精神扭曲等理由那样简简单单就能说得清的。

为什么他开始时“不想”说真话呢？

引人关注真就那样重要？

进而，份额是有限的，你占一份，别人必然少一份，对你来说争无可厚非，对别人，却是人生巨大的牺牲。

如他最初想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却晚来了，已过了报名时间，总参系统的名额很有限，就几个，他凭着自己的作品，受恩师徐怀中先生赏识，后特批破格录取，挤走的那一位潜力也许不小，只不过考时不太走运，分数不及他，就挤到另一条路上，一辈子葬送掉了。莫言在对自己的命运“沾沾自喜”时，同情过别人、尤其是被他挤走的那位战友的遭遇了吗？

从那人的角度说，这种“破格录取”，也是“不公平”的啊。

当然，我不是说莫言不该“破格录取”，而是说在畸形的年代里，我们埋葬掉的天才太多了，真正走出来“打造”人类灵魂的作家们，却未写出与之相应的有分量的作品来，对它进行深入、全面的反思，他们缺少一种觉悟，缺少大悲悯的襟怀。

莫言则因从小受到的打击太深，本能地防备着什么、“计算”着什么。

在得知日本那位拿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很赏识自己的小说后，他就与大江密切地交往、联系了起来。

1997年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他出访方便了，又不断走出去，极尽全力地扩大国际影响。

后来所做的这些，就都是为了尽快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了。

因此，在莫言人生的每一阶段上，他面对自己需要突破的东西，其采取的方略是一以贯之的。

它们无一不在说明着，莫言适应环境的生存力、应变力很强，从而在本质上，也就规定住他是一个比较“安守本分”的、只能在体制内说话的“良民”。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还能不断推出他的精品力作，来“震撼”世界？

贾平凹曾在《病相报告·后记》中，说出了自己对文学——主要是小说的看法，认为文学可分主流的、闲适的和分析人性的三类。我们的传统里只有前两类：一者歌颂或揭露批判。歌颂则受人鄙视，批判则后世敬重，尊一声“x圣”。但无论迎合还是叛逆，紧跟政治与潮流的作品都不可久。这就有了另一类，即性灵化地生存，享受人生，幽思玄想，清心寡欲，作文启人心智，后世称一声“x仙”。第三支的“分析人性”在国外很发达，国内目前还不成气候。“先锋”作家多所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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