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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傅斯年全集》第五卷68…的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　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　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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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　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　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　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　地往前做去。（《傅斯年全集》第五卷70页）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　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　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

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傅斯年全集》第五卷79…80页）　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　办的好，绝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　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傅斯年全集》第五卷126页）　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　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　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傅斯年全　集》第五卷95页）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　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　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五四”时代，他　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　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　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　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

傅斯年是…个历史学家，担也是…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

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根植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短　暂的55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　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　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　南联大校务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　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

傅斯旱：『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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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　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有学者说：

“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　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67页）

他是“五四”之子，30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　捍卫者。30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　心中的模本就是30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是不言　而喻的，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所以他才会骄傲地对　人说：“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　（《傅斯年全集》第十册

页，文星书店1％7版）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　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傅斯年全集》第玉卷8丨页）有相辅相　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　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　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　心发挥学术的力量　（《傅斯年全集》第五卷84页）“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　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　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　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

不同。”（《傅斯年全集》第五卷85页）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　枱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　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　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　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　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　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竿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　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傅斯年全集》第五卷301页）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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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　自己的规矩。10月12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

的。（《傅斯年全集》第五卷川4页）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　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傅斯年全集》第五卷89页）“发挥大学精　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　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　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　的基本观点。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　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　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　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　为人挤人的工具。”（《傅斯年全集》第五卷〗23页）“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　抱，则台湾大学应泫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　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傅斯年全集》第五卷丨24页）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　求真理”）这四个宇，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　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　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　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　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　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　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　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　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　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

切的根本。”（《傅斯年全集》第五卷〗24…丨25页）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　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　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上，其实在大学里

傅斯早：『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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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由学　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　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傅斯年全集》第五卷I25页）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干空洞，虽然　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　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　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作到释迦牟尼或耶稣基督或林肯　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傅斯年全集》第五卷126页）　“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傅斯

年全集》第五卷页）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　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　力干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　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据陈雪屏回忆，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已很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　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　一刻的轻松。”（《传记文学》第二十A卷第一期！6页）劳累过度成为他英年早逝　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　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　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　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学生名单　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　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　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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