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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小说之所以会缺乏一种博大开阔的精神历史视境，她所固有的某种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小市民情结”的存在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所在。我们注意到，尽管有批评家已经进行过善良的劝告，但池莉却仍然在许多场合公然宣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比如在《我坦率说》（见《池莉文集》第4卷）这篇散文中，池莉说过这么一段话：“在这次会议上，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下，我说了‘我就是一个小市民’这样的话。刚刚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影响太重了。因为无法选择而住在没有交通没有医院的郊区，看完病租一辆三轮车任车夫随意敲竹杠；医生可以爱睬不睬和朝你发脾气——我想不承认自己是个普通小市民也不行，事实就是如此。”是的，事实的确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总是会碰上如池莉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因为我们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然而，作为一位作家，他虽然在一方面是一位普通市民，他不可能脱离实在的现实人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他又不可以仅仅把自己作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最起码当他进入创作状态之时，当他开始了真正的艺术创作过程之后，他就应该从那些日常生活的烦恼与桎梏中解脱出来，应该对生活的现实有所超越。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具有某种可以博大开阔称之的精神历史视境。关于这一点，还是李建军说得好：“它（指文学）的重要不仅在于它让人们通过文学看到了生活的真相，一种被普遍的盲目和精致的谎言遮蔽的真相，而且还让人们从文学中体验到了‘超越’‘生活本身’的自由感，感受到了作者对于生活的道德热诚，和道德关怀，感受到了心灵被净化的巨大的内在愉悦。总之，文学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诗性光辉，正是来自于它对‘生活本身’的‘超越’之中；它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能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提供同阳光和水一样重要的东西。”（《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在这个意义上，则完全可以认定正是池莉那种足可以顽固称之的“小市民情结”对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哲学一直未能在其小说作品中真正成形这一事实产生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当池莉只是把自己视作一位普通的小市民的时候，她其实乃是在有意无意之中降低了对于其作家自我的精神要求，而这样一种自我降低或者说自我放弃的结果便自然是一种精神哲学匮乏的现象在其小说作品中的普遍存在。

七　池莉和老舍与张爱玲的比较

在谈到池莉小说创作的时侯，往往会有论者将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老舍、张爱玲等作家相提并论，其原因当然是因为池莉如同老舍、张爱玲一样都是以对市民题材的表现而著称于世的。比如程光炜在他的那篇《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中，就曾经这样写到：“但我并不看低池莉，恰恰相反，正是池莉使市民题材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变得这么重要——这一现象，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位杰出的市民诗人老舍（我不赞成把题材作为评价作家创作的一个等级性‘标准’）。”再比如刘川鄂在其《小市民名作家》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道：“无法探究其深层动机，但她的这些渲染，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女作家，一个在半个世纪前成名至今仍大红大紫甚至被奉为大师的作家——张爱玲。”虽然程光炜是在肯定的意义上将池莉与老舍相提并论，而刘川鄂则是为了说明池莉创作之明显不足而将其与张爱玲进行比较，但他们的把池莉与老舍、张爱玲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性谈论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在此处，为了更好地说明一种批判性视野的具备，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哲学的具备对于一位现代小说家的重要性，我们也不妨将池莉与老舍、张爱玲进行一番并非不必要的比较。先来看老舍，老舍先生当然是一位杰出的市民诗人，他本人也如同池莉一样出生于普通市民家庭之中，因而对于市民生活自然有着极其深刻而直接的亲身体验，而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老舍笔下那个有声有色多姿多彩的总体市民社会形象出现的必然性。在这一方面，则可以说池莉笔下的那个武汉市民社会与老舍笔下的那个北平市民社会还有着几分庶几相似的可比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不仅有着对于市民社会一种可以绘声绘色称之的杰出的镜像式再现，而且更有着一种对于这市民社会而言十分必要的批判性审视，关于这一点，正如孔庆东在《老舍的文化意义》（载《南方文坛》，2002年即可看出，正是因为在其小说文本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基本的精神哲学，所以才会有张爱玲早期小说写作所取得的极大成功。其实，能够明确意识到张爱玲精神哲学存在的并不仅仅是刘再复，比如郭春林就曾经这样说过：“日常生活进入写作空间并不始于李冯，甚至也不始于新写实。稍远一点的，比如张爱玲对市声的喜欢，再远一点的，比如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的——说‘赋予’也许要遭到反驳，通常的说法是他们以诗性的眼光发现了日常生活里的诗意，另一种是将完全琐碎庸常的，彻底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再现出来。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参见王晓明等《十篇小说，七嘴八舌》，载《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很显然，郭春林在这儿所强调的张爱玲们“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中的“诗性”正类同于阿城在《闲话闲说》中所指出的《红楼梦》中存在着的那种“诗的意识”一样，其实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精神哲学”的别一种说法。而在郭春林所作出的“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的论断中，假如把“新写实”置换为“池莉”（而池莉也正好是所谓“新写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因此这种置换完全可行），那么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池莉并不像张爱玲一样具备一种诗性的眼光，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精神哲学。很显然，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即不难认识到，虽然池莉如同老舍、张爱玲一样都是以对市民题材的表达而著称于世，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在这些诸多的差别中，一种从根本上制约并影响着池莉小说未能臻于更高的艺术境界的差别正在于池莉并没有如同老舍、张爱玲那样具备一种成熟完备的基本精神哲学。其实，并不仅仅是老舍与张爱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在其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实际上都有着一种相对成熟完备的基本精神哲学的支撑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因此，对于还将在小说创作道路上走下去的池莉而言，如何在保持自身艺术优势（这种艺术优势即指池莉的小说对于武汉底层市民生活生态与心态的准确把捉与描绘再现）的同时，尽快地建构一种相对成熟完备的精神哲学，并将这种精神哲学以艺术的方式较为完美地融合在自己日后的小说创作之中，乃是她首先应该考虑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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