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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1页）

&esp;&esp;面对日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荣德生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还正告大汉奸褚民谊：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荣德生眼看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丝毫没有屈服之意，铁骨铮铮，为整个家族作出榜样。结果，没有一个荣氏子侄或亲属向日伪屈服，也没有一家荣氏企业愿同日商“合作”。

&esp;&esp;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满怀喜悦的心情，立即投入到旧企业的修复和新事业的创建中。他曾真诚地希望政府能向日本索取赔款，以补偿荣家企业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大损失；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借款，以便有足够的资金致力于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esp;&esp;然而，残酷的现实把荣德生的理想化为泡影。蒋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更是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地压制民族工业。荣家企业既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借款，还在收回被日伪强占和搬走的设备时，多次遭到接收大员的无理刁难和公开勒索。

&esp;&esp;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荣德生除了在无锡创办了天元毛麻棉纺织厂、开源机器厂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新企业，修复了申新三厂，重建了茂新一厂外，原有的纺织、面粉企业几乎都没有得到新的发展。还有些毁于战争的老厂，如上海的申新八厂，始终没有恢复。战后荣家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逐年缩减。

&esp;&esp;在企业不断遭到惨重损失的同时，更令荣德生悲痛的是，自己和家人接连发生意外。荣氏家族的成员接连遭到劫难。1937年底，荣宗敬为了维持企业生产，曾参与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活动，不料这个组织的幕后操纵者是日本侵略军。真相被揭露后，他毅然脱离关系，为了躲难，只好于1938年1月4日秘密离开上海。年老不堪周折，2月10日，这位荣家企业的创始人在悲愤抑郁中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66岁。1939年7月20日，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因患鼻咽癌在上海去世，年仅34岁。1940年，次子荣尔仁被匪徒绑架，在魔窟关了58天。1942年，三儿子荣一心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

&esp;&esp;而荣德生自己被绑架一事，鉴于事发过程中的危险、无奈，和事发后的迷团百出，更令他深切体会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否则，纵有再多资产，也有一朝尽失的可能，纵使再有雄心抱负，也有难寻施展天地的时候。

&esp;&esp;绑架案发生在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已值71岁高龄，在上海的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后，大约10点钟，他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时，突然从马路斜处解角落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双手一横，拦在汽车前面。司机猛一惊乍刹住车，那三个已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愣在原地。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略微壮胆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esp;&esp;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所有人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利，看到那张纸上面盖有“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esp;&esp;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esp;&esp;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王国维：沉湖弃世解尘埃

&esp;&esp;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于是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esp;&esp;王国维主编的中国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于这一杂志，他创造了许多“中国，特别空洞死板。家有藏书五六箧，除了他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每日从私塾回来，他都要翻阅这些杂书。从王国维后来的教育观点看，他显然不喜欢这种读死书的做法，以至听说光绪帝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高兴得了不得。

&esp;&esp;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内西南周家兜新屋。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这一搬就搬到西邻城脚、北临小河、南隔城墙、可与钱塘江相望的好去处呢！这是一所二进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楼上可以望见钱塘江汹涌奔腾。王国维在江边，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岁，亲见钱塘江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于是有“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之叹。后来，海宁市政府将此处王国维故居修缮一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布置了“王国维学术成就陈列室”，以示纪念。王国维身在江边时，大概没料到百年之后，人间世会换成这样吧。

&esp;&esp;之后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绪帝亲政。这件事看上去跟王国维并无直接影响，但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些对王国维影响极大。

&esp;&esp;而在王国维困苦潦倒的同时，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之后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有家事缠身。

&esp;&esp;此时，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县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

&esp;&esp;1898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esp;&esp;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esp;&esp;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

&esp;&esp;他在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的薪水）确系每月20圆，弟则每月12圆。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可见王国维对这薄薪是不满意的。

&esp;&esp;不久，王国维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欧云樵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esp;&esp;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发表，搞研究工作。

&esp;&esp;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他却兼任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

&esp;&esp;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北大送来薪水200圆，王国维退回聘金，并致函马衡辞谢。

&esp;&esp;随即，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esp;&esp;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海内名流任院长，胡适荐王国维去，校长曹云祥去敦请，王国维婉辞。

&esp;&esp;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esp;&esp;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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