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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1912年7月，教育部设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同时接收了这批档案。胡玉缙被任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

&esp;&esp;看着八千麻袋一天一天的少，胡玉缙愁得睡不着觉。他不是怕档案少了上司怪罪，而是怕工役们放火。

&esp;&esp;这是为什么？

&esp;&esp;胡玉缙做过张之洞幕僚，当过礼学馆纂修。博学开明富有民主精神，又是深研旧学，熟知前朝掌故。

&esp;&esp;他心里惦记武英殿火灾，恨不得睡在敬一亭。

&esp;&esp;这话从何说起？

&esp;&esp;武英殿始建明永乐年间，位于故宫外朝熙和门以西。康熙年间，设武英殿书局，由亲王大臣总理。乾隆朝以后专责校勘、刻印书籍之事。武英殿书局用铜版雕刻活字，纸墨优良，校勘精审，书品甚高，人称殿本。

&esp;&esp;同治年间，大清朝山河日下。武英殿里太监们眼馋那副铜活字，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1

&esp;&esp;胡玉缙每每想起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到时候就麻烦大了。他心里惶惶不安，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2

&esp;&esp;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3

&esp;&esp;这一放，就是5年。八千麻袋档案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esp;&esp;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八千麻袋档案迁至午门、端门保存整理。1918年，教育总长傅增湘，开始整理这批麻袋。

&esp;&esp;所谓“整理”，就是把档案倒在地上。教育部基层临时工们“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骨董琐记》卷二）。插科打诨中瞧见装订精美的敕诰、廷试策论之类，捡起来放在午门楼上。其他的，跟扫垃圾一样，全堆回端门门洞里。

&esp;&esp;时任教育部佥事，负责寻宝的鲁迅回忆，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里面也果然出了好东西，教育部官员们，更是常常来顺手牵羊。

&esp;&esp;更要命的还在后面。

&esp;&esp;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经费短缺，教育部没钱发工资。领导脑门一拍，想到了存放在端门门洞，那总计八千麻袋档案。这些东西留着也是占地方，卖！

&esp;&esp;四千大洋，卖给了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

&esp;&esp;纸店买了干嘛？

&esp;&esp;做还魂纸。

&esp;&esp;别怕，不关阴间鬼怪的事情。还魂纸就是再生纸。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造竹纸》说：一时书文贵重，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

&esp;&esp;纸店搜拣了一部分精美的档案出售。罗振玉购得数件，一看大惊失色，知道这是大内的东西。寻了悦古斋掌柜韩益轩说项，以12000大洋，从同懋增纸店购回。在彰仪门货栈赁屋三十余间暂存。

&esp;&esp;1924，北京政、变，北洋内阁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

&esp;&esp;身为遗老的罗振玉心力交瘁，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准备投靠日本人。遂将档案以16000元售给满清遗臣李盛铎，一部分卖与日本人松琦。

&esp;&esp;1928年李盛铎又以18000大洋，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前夕，部分档案和文物南迁金陵。几经周折，部分又迁到台湾。

&esp;&esp;8000麻袋档案，最后留给新中国的，约1700麻袋。

&esp;&esp;大时代，大事情，大人物，总是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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