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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2页）

&esp;&esp;对于各地报上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杨广并不怎么在乎。从三国到隋初，政治一直是贵族的游戏，还从来没有哪场农民起义能够改变历史的大方向。他认为这些起义烽火不过是帝国的癣疥之痒，泥腿子不可能做出什么大事。所以他只是部署了地方官“加紧剿捕”，要求他们务必在出征得胜回来前把这几处烽火灭掉。

&esp;&esp;他还是一门心思地准备再次攻打高丽，只有踏平这个弹丸小国，才能挽回自己的面子。

&esp;&esp;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在上次失败九个月之后，隋炀帝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esp;&esp;这次出征本来可以挽救他的命运。再次踏上东征之路的杨广心情还是不错的，好事多磨，成功之酒因为小小的耽搁也许更加醇香。经过痛定思痛的总结，隋军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又一次大加搜括之后，隋军待遇优厚，粮草充足，士气也颇高。在辽东城下，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高丽的固守。不过这次隋军是有备而来。他们造了百余万个布袋，装满土后，堆成高与城齐的大道，辽东城指日可下。此时，另一支大军突进到了鸭绿江边，海军也齐集东莱海角，高丽“国势日蹙”，已到危亡之秋。杨广终于放下心来，在辽东城下诗兴大发，作了那首逸兴遄飞的名篇《白马篇》，以志此行：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

&esp;&esp;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

&esp;&esp;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

&esp;&esp;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

&esp;&esp;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

&esp;&esp;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

&esp;&esp;然而，就在高丽国内人心已乱、大隋彻底一统的胜利果实手到擒来之际，忽然一骑飞尘，在六月二十八中午抵达了辽东行营，向杨广报告：“贵族杨玄感在河南叛乱。关陇勋贵子弟多人从叛，兵力数万，直趋东都。”

&esp;&esp;从气喘吁吁的使者嘴里吐出的每句话都像一支利箭，射入杨广的心脏，豆大的汗珠瞬间在他的额头上冒出来。《隋书·列传第八十二》载，杨广一秒钟也没有耽误，立刻命人下诏：“六军即日并还。”

&esp;&esp;退军令秘密而迅速地下达。当天夜二更，隋军一百万大军，停止了连日一刻不停的猛攻，放弃马上就要到手的果实，放弃堆积如山的军粮、帐篷、物资、器械，如同一股正在激烈拍打城墙的狂涛，突然向西方回流。已经几乎要放弃抵抗的城头的高丽军人看见这一奇观，一时回不过神来。

&esp;&esp;二十五

&esp;&esp;如果说农民起义的消息对杨广来说不过是耳边嗡嗡叫的蚊蝇声，那么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则是晴天霹雳。杨玄感非寻常人可比。他是前宰相杨素之子，现任柱国将军，袭封楚国公，屡掌朝廷重权。这个人公开造反，并且召来了大批勋贵子弟，这证明贵族势力已经向杨广发起了正面挑战。那个盘踞在他心头多年的担心终于出现了。

&esp;&esp;和父亲杨坚一样，杨广经常做的一个梦是在宫廷之中，被几个手持刀剑的贵族追杀。在贵族政治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杨广时刻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为了防止反叛，每次巡游，他都要把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以及握有重权的权臣带在身边，并且率领巨大的军队。他深知贵族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esp;&esp;事实上，维护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贵族力量。大隋王朝的父子两代皇帝都为此殚精竭虑。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天下重新陷于分裂，杨坚晚年进行了几次政治大清洗，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领导层几次大面积更换。由于杨坚猜忌过甚，手法粗糙，让许多人感觉刻薄寡恩，上层贵族由此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却涌动着不满的暗流。

&esp;&esp;杨广明白父亲的苦心。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皇帝完全可以当得不那么辛苦、阴沉、劳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完全可以更仁慈些、明亮些、优雅些。即位后，杨广同样在削弱贵族势力方面花了大量心血。他认为，最关键的措施应该是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esp;&esp;承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隋朝初年的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平步青云。那些世家大族世世代代把持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出身贫寒的英俊之士绝无进身之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景比比皆是。在继位之初的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这一制度启动了门阀贵族势力消失的大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的子孙不得再门荫得官爵。

&esp;&esp;相比父亲，他的手段当然更隐蔽，也更有效。然而，打击贵族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直接的后果是上层贵族分成了两派。那些在新天子时代得到重用的大臣是坚定的保皇派，但是隋文帝时代的勋旧老臣及其子孙大多数已经成了杨广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不但他们旧日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而且子孙后代也失去了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的可能。在社会上层暗暗酝酿着一股反对隋炀帝的势力，并且随着征高丽的失败，如同种子找到了裂缝，一下子钻出了地面。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esp;&esp;最怕的事还是来了。杨广对贵族的造反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他的反应十分迅速。他一边火速撤军，一边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调动各地兵马对杨玄感进行围剿。

&esp;&esp;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广的政治威信虽然已经因为征高丽失败有了重大损失，然而和大业十几年的情况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后，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足依靠。所以杨玄感起兵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自杀身亡。

&esp;&esp;二十六

&esp;&esp;回到涿郡的杨广看到驿报，心中的石头总算暂时落了地。平叛如此顺利，使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班师太快了。如果早知道如此，他完全可以在辽东再坚持十天半月，那样的话，高丽此时也许已经被荡平，千古伟业已经成功了！

&esp;&esp;杨玄感的起兵虽然在军事上威胁不大，但是在政治上意味着严重的后果。杨玄感公开宣称杨广是昏君。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记载，他在起义誓师时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杨玄感罗列了杨广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种种失政之处，宣布要“废昏立明”，这使他的统治威信又一次巨大下滑。而几乎耗尽了举国之力的高丽战争再次失利，令随军的各国藩王又一次窃笑着而去，让他上一次丢了一半的面子这一次几乎彻底丢光。更主要的，这是政治高层当着全国臣民和四境边夷的面的公开分裂。帝国的政治伤口袒露在世界面前，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危险。

&esp;&esp;不习惯失败的杨广错误地理解了“愈挫愈奋”的意义。他内心的脆弱以坚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连续两次挫折，使杨广忘掉了其他一切，就像一个快输光的赌徒，一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翻本上。赌徒的视野都是比较狭窄的，他们只看得到赌桌大小的范围，看不到“金盆洗手”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虽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得大隋天下体无完肤，各地军报在大殿的桌子上越堆越高，但杨广还是变本加厉地准备第三次东征。如果他能仔细思考一下杨玄感对他的指责，那么他的命运还有挽回的希望，因为杨玄感对帝国政治的病灶判断得很准，然而杨广根本不愿意回想这个逆臣的那些狂悖之词，他不相信别人会比他英明。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征高丽失败，才带来这一切后果，因此只有征服了高丽，他才能挽回声望、挽回民心、挽回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esp;&esp;二十七

&esp;&esp;事实证明，第三次东征丝毫无益于杨广的威信。

&esp;&esp;连续远征使隋军失去了锐气。杨广也感受到了身后这支庞大队伍的疲沓。连他自己都感觉到这次东征的勉强，就像一个老男人面对同一个夜晚里的第三次做爱一样。更令他难堪的是，这第三次还是他为了证明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一边前进，他一边担心粮草供应问题，他知道，国家已经被他搜刮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

&esp;&esp;幸好高丽人也感到害怕了。毕竟两次大战已经把这个小国的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上一次那千钧一发的险境更让他们后怕不已。隋军一到，他们就派人前去和谈，希望能以一次认错换来和平。

&esp;&esp;如果是在前两次，杨广绝对不会同意，他一定要跃马大同江，踏平三韩地，才能心满意足。然而，此时闻听高丽使者来求和，他心中却不禁升起一丝暗喜。连他自己都为这丝暗喜感到羞耻。

&esp;&esp;谈判的结果是，高丽认错，隋军班师。

&esp;&esp;整个大隋帝国终于可以开始准备那个期待已久的庆功仪式，然而所有的大臣都忙得面无表情，因为都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回事。金光门外盛大的凯旋仪式是大隋帝国开国以来举行得最没精打采的一次。

&esp;&esp;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只有两个字——难堪。原来强大富庶的帝国被折腾得家底空空，元气大伤，伤痕处处。老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家徒四壁，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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