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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第1页）

&esp;&esp;这道奇怪的圣旨让大臣们摸不着头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是谁？怎么谁也没听说过？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朱寿，就是朱厚照给自己起的新名。

&esp;&esp;四天之后，又一道谕旨送到了兵部。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为扫腥膻，安民保众，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esp;&esp;这道圣旨更是让全北京城经纶满腹的大臣头疼不已。在这道谕旨里，皇上给自己加大将军总兵官衔不算，又加封自己为公爵——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自己发俸禄。俸禄定为岁支米五千石，在后军都督府带俸。

&esp;&esp;这两篇文字把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推进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死角。不伦不类的圣旨仍然是圣旨。臣民弄不清他们这位皇上是神经有问题还是存心拿天下人开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结论都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嘲弄礼制的人正是礼制社会的主人，这个蔑视纲常的人却是遵守纲常的天下人无条件服从的对象——君为臣纲。因为天经地义的规矩，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这个以破坏规矩为乐的人所有。大明王朝一瞬间有点迷茫了。

&esp;&esp;十三

&esp;&esp;逃到宣府的朱厚照感觉真是太好了。在这座塞外孤城，他总算摆脱了那些讨厌的文官。“镇国府”里，他终于逃脱了那些规矩和排场。他告诉手下人，见他的时候不用参拜，他到哪儿去也不用前呼后拥，自己带上一两个随从随随便便就去了。他经常带着一两个人在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或者荒郊野外随意走走。他喜欢北方质朴粗放的原野，喜欢这里格外开朗雄浑的天空，喜欢这里清冽的空气。

&esp;&esp;特别是刚刚给朝中大臣发去的两封诏书，让他想起来就想笑。他完全能想象得到大臣们阅读时脸上的迷茫表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esp;&esp;虽然登基十几年了，但是他对文臣们的心理，一直也没有从上学时候形成的顽童对付老师的角色心态中转变过来。对这些迂腐可笑处处与他作对的书呆子，他既好气又好笑，既讨厌又无奈。时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耍弄耍弄他们，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乐趣之一。

&esp;&esp;当然，开完了玩笑，他马上便投入到军事准备当中。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到宣府来的主要目的。刚到宣府不久，他就带领随从，巡视了千里边关。旧历的九月相当于公历十月，这时长城以北已经十分寒冷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朱厚照一直是乘马暴露在风霜里，腰系弓矢，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虽然官员们给他准备了舒适的车辇，但是他只命随行，从不乘坐。从出北京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不少随行人员都因长途困顿而病倒掉队，他却始终精神抖擞，不以为苦。终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两个月之后，朱厚照如愿以偿，等到了蒙古人。

&esp;&esp;当蒙古骑兵的面孔在晨雾中渐渐显现的时候，朱厚照身体里掠过一阵战栗。他催动坐骑，跑在队伍的最前列，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看清蒙古人长得什么样。身后的队伍立刻潮水一样随着他向前涌动了一轮。虽然大臣和百姓对这个好动的皇帝不以为然，但是边疆的军人欣赏这个直爽果断、有着军人气质的君主。由于近一段时间的风霜磨砺，朱厚照明显黑了、瘦了，但双目显得炯炯有神。他一甩鞭子，马撒开腿小跑着。立刻，明军庞大的队伍启动了，裸露在寒冬里的大地表层在马蹄声中绷紧了，士兵们渐渐越过皇帝，迎向蒙古人。

&esp;&esp;这次，是蒙古人又一次试图南下，进行抢掠。据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朱厚照亲自带兵拦击，先后在山西应州附近的绣女村、五里寨、涧子村迎战三次，其中以涧子村一战最为激烈。这一战，蒙古兵为五万，明军为六万，从上午辰时一直战到下午酉时，历十二小时，交百余合。十多万人在北方荒野里角斗厮杀。朱厚照被一种极度的兴奋攫住了，反而感到格外镇定。他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太监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不断骑马在各个侧翼巡视。他到达哪里，哪里的士兵就越发英勇，和皇帝并肩作战对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蒙古骑兵的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他们头一回遇到如此顽强的明军。一整天的战斗未分胜负。战后，蒙古军全部撤退，明军也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突变，

&esp;&esp;崇祯后人：权末代的悲惨命运

&esp;&esp;末代帝王的悲惨命运

&esp;&esp;一

&esp;&esp;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esp;&esp;朱祐樘览奏后，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esp;&esp;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育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六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esp;&esp;朱钟镒并非明代的“生育冠军”，这一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个，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1508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esp;&esp;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1603年）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esp;&esp;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仿，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

&esp;&esp;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esp;&esp;二

&esp;&esp;人口如此急剧地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esp;&esp;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esp;&esp;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esp;&esp;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的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esp;&esp;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esp;&esp;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esp;&esp;“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各地王爷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esp;&esp;三

&esp;&esp;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esp;&esp;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的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esp;&esp;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esp;&esp;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esp;&esp;这仅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esp;&esp;皇族往往与巨商相互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esp;&esp;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的土地中，有两万顷本来规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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