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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1页）

&esp;&esp;，转达政府。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

&esp;&esp;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朴永孝等，藉日本兵力，戕杀大臣六人，汉城大乱。臣民纷纷来营禀报，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国王吉凶奠测，乞求援救。卑职闻报，即派兵前往，并先致函日使，略云应韩臣民之请，派兵保护王宫。劝其将兵队退出，以靖人心，勿受乱党之愚，激成大变。候其复答，自辰至未，该使竟置不理。复饬营弁持名片往询，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我兵甫入宫门，日兵即放排枪迎击，持战一时之久。幸我将士奋不顾身，拼命攻击，伤亡共十四人，日兵不支，由便门逃出。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不料日人狠毒，预伏地雷，兵丁误触雷线，炸毙两人，毁殿屋九间。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惟乞救护。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推以不知，皆日使与金、朴诸人所为。王不敢居住宫内，乞为设法安置，遂议到营暂住。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保护宫殿，弹压地方；一面严申军令，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赦。党首金玉均等，闻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王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露透，为日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日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日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日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

&esp;&esp;“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清史稿》卷三一三）

&esp;&esp;、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esp;&esp;“（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旱省也。

&esp;&esp;之保荐

&esp;&esp;《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

&esp;&esp;（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esp;&esp;（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esp;&esp;（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esp;&esp;（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esp;&esp;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

&esp;&esp;“（光绪）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大臣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得过问。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兹复准王咨称：‘于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所定三端并饬遵行。’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遂未先商请中国，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此时虑以改派失信，自是实情。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于属邦事例并无违碍。”（《清史稿》卷三一三）

&esp;&esp;所有赦回李罡应一切事宜，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妥商具奏。李鸿章得清廷谕旨，遂会商总理衙门，派袁世凯为护送员，赦大院君归国，并密授机宜。袁告大院君曰，汝今得归，皆我于李中堂前力保，慎勿负中堂恩及世凯意。并令大院君盟誓，归国后当令韩王永远臣服。并有种种约束。

&esp;&esp;。李知其少年浮躁，不学无术，置弗答。时朝鲜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于天津，廷议遣回，袁乃曰与鸿章之左右相结纳，竭力献媚，使揄扬其在朝鲜时之举动，谓为夙孚人望，鸿章笑颔之。既而又重贿鸿章幕客，托为说项，遂以护送大院君回国之事委之。袁临行时，忽请率兵往，鸿章斥曰：‘中国已与日本订约，彼此不得以兵赴朝鲜，尔未闻耶？’袁唯唯，始与大院君乘轮东渡。而朝鲜王妃闵氏深忌大院君，且恶袁。时有洪在义者，曾救妃死，袁乃先使人纳重金于洪，使言于妃，谓抵京时必迎候如礼。妃雅不欲，袁因出所携珠宝、绸缎尽以馈之，妃大悦，始设幕于南门外，以备郊迎。大院君既归，袁留朝鲜十余日，回天津谒李鸿章，自诩其调和朝鲜王室之功。又谓朝鲜欲与俄人相结，请预防之，鸿章以为能，故有派充朝鲜商务委员之事。”（《袁世凯轶事》）

&esp;&esp;呜呼，以国君之父，虏之归之，皆出自他国，已属公理所无，又曰“大赦还乡”，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訾议繁兴，韩君臣皆耻之，而王妃尤甚。抵汉城日，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以耻大院君。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其意欲使韩王父子相牵制，以紊其朝纲。韩多变故，清可藉以侵吞，袁之才略亦可藉逞。故先请李鸿章致书韩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大皇帝以其深悉韩之情形，派充护送委员。庶使殿下父子融洽无间，保全天伦云云。至是闻韩杀此三人，遂恫吓其王曰，天恩高厚，赦回太公，皆凯向李中堂前力求。今太公抵国，毒杀三人，不但太公无色，即凯亦无颜对大皇帝与李中堂矣。一旦天威震怒，凯窃为大王忧之。且贵国每岁上书，哀求天恩释放太公，兹如愿赦回，即有此举，匪特大皇帝视大王上书非本意，即各国亦皆耻大王无父子恩。彼昏暗韩王，安能当袁之辩论与其恫吓哉？遂求计于袁。袁告金允植曰，天朝久知韩王不孝，无父即无君，恐将来必调兵至韩。前此派我送太公，即拟留为监国大臣，凯力辞，故未明降谕旨。，称袁驻韩最久，情形熟悉，获益良多，乞李转奏派袁驻韩，俾得将伯之助。袁所谋既遂，又于金允植等口内探得韩之秘事，归报李鸿章，并编陈节略，称此系与韩王及执政诸大臣笔谈，统呈于李。此袁世凯充驻韩办事大臣之原因也。录其呈李笔谈节略，以见袁之作为云。

&esp;&esp;与韩王笔谈札记：

&esp;&esp;李中堂因屡接殿下遣使省问太公，并密恳代奏放还，因感大王孝思纯笃，迭为具情奏恳。兹蒙大皇帝锡类推仁，恩准赦还，全大王仁孝之名。李中堂深谋远虑，恐无知愚人从中播弄，激生事端，选使不才护送东来。名为护送，实则调和贵国家庭之变。不意抵汉（城）未经二日，即闻毒杀一人，大辟二人，俱言为治壬午乱党。闻之骇然，殊有负大皇帝厚泽、李中堂苦心，即区区亦与无光焉。凯明知不才，不能胜任，惟愿宣布皇帝大德、中堂厚意，不料如此爽然失望。询诸执政，均云非干太公，只为治乱党耳。然何以不先不后，而独于太公甫至之日，打草惊蛇耶？太公在李中堂前，自誓归国后绝不干预朝政，惟有杜门谢客，以终余年而已。如今所为，将何以安老者耶？中国当道惟愿朝鲜君臣父子各自相安，庶无东顾之忧，此俱为朝鲜计，岂为中国计耶？凯所以呶呶不休者，为大王伦常大节、君国大计起见，其实与凯何干？愿大王洞鉴此意，俾免他国非笑，后世訾议，则幸甚矣。

&esp;&esp;与朝鲜执政大臣笔谈节略：

&esp;&esp;金允植云，初认穆麟德，尚属明白，有向韩之心，谁知包藏祸心。今春充副使往日本，与俄公使订约，竟敢瞒同行之徐秋堂，与俄公使私结密约。继俄使来韩，自撰一约稿，密呈于王。内载有由俄派教师，教练江华等营兵，并保护韩国自主独立，韩以某地为酬等语。王云可召金允植、徐相雨、金宏集三大臣及俄使入宫，连王共五人，即可议定钤押互换。其用意在先诱王答应，然后挟王命以劫植等画押。事出仓卒，不敢不从。幸穆透于其友，为植侦知，惊骇极矣，遂邀诸大臣入宫谏王。以事关重大，万不可轻许，王亦心异之。穆知事不成，告植云，此朝鲜大利益事，国王何故犹豫？颇有怼色。植以此事太大，何不告政府转商天津？穆曰中国其如俄何？此约若成，韩之幸福无量，岂但中国不敢小视，西洋各国亦不敢轻韩。如不决，恐祸将至。许多恫吓之语。继经植等与俄使三次会谈，俄使色怒。穆又倡言韩每事皆屈于人，而独逞强于俄，殊可怪也。俄不甘休，必至兵连祸结而后已。凯告以俄听穆诡谋，以为朝鲜不娴外交，大施恐吓，即可依从。君须抱定宗旨，牢不可破，俄必以穆言不可听，转交好于韩，此离间之一法也。凯当设法诱穆到天津，求李中堂另派差委，俄方攥兵于英，断无分兵向东之力。且亦明知如此大事，果兴兵，中国必全力助韩。日本共处亚细亚卧榻之旁，岂能容人鼾睡耶？亦必并起而攻。英截其海，土耳其蹑其陆，俄势虽大，必不能敌中英日土四国也。若再以大言相吓，可对以宁亡国亦不允此鬼祟之谋。此事自可收束，无足虑也。

&esp;&esp;以上两笔谈，均袁实在之谈耶？却不敢必。人谓袁铺张失实，于兹可见。李鸿章得袁告韩种种情形，密奏清廷，大略谓韩王暗弱无主，易受人愚，此次为穆麟德所卖，苟非袁世凯向其执政诸大臣开诚布公，晓以利害，即与俄结密约，大局将不堪设想。现韩王虽已猛省，穆麟德为袁诱回天津，而俄人仍施恐吓手段，未肯甘心。韩人不娴外交，遇事无所措手，自移师内渡后，仅有陈树棠驻韩为办理商务委员，与其朝政多隔越。韩果受日、俄之愚，后患不可思议。袁世凯久驻韩京，熟悉情形，两次肃清韩乱，其君臣大相钦佩。此次因袁世凯送大院君归韩，韩念袁从前驻韩获益良多，函称袁世凯离韩数月，如失左右手，请为代奏派袁世凯驻韩襄助一切。查其所请，系出至诚，袁世凯忠亮明敏，心地诚笃，倘准如所请，改为总理办事大臣，现驻韩办理商务委员陈树棠已经期满，应即调回，以袁接充，实于御外抚藩两有裨益。清廷降谕旨著照所请。

&esp;&esp;致书于韩王曰：

&esp;&esp;前奉琅函，以袁守世凯两次带队贵邦，扶危定倾，为贵君臣所信重，鸿章亦深契许。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已具情奏达天听，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该守素性梗直，夙叨挚爱，遇事尤能尽言，殿下如不以为逆耳之谈，则幸甚矣。（下略）

&esp;&esp;袁世凯此次到韩，较前自大不相侔。既奉清廷简命，又得李鸿章函称襄助一切，凡内治外交紧要事宜，均须与之商榷，俨然监国体制。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亦极丽。至韩宫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而又布满腹心，举国执要政者皆阿附之。黜陟大权尽为袁有，甚至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不令袁知，辄日任用小人，必去之而后已。

&esp;&esp;日国闻袁世凯待韩种种行为，大相惊吓，开议数次。热心国事者谓袁此等举动，势将并吞三韩，不可坐视，宜忠告袁世凯，如不听则戎衣相见。老成持重者云，袁既明奉清命，不知此举系清政府之令与否，国家大计，不可轻于一掷，伤东亚和平。且日国甫改官制，内政纷繁，加以经济困难，亦不能轻举，俟默察清韩间关系。于是乃从伊藤侯、井上伯议，结好清国，由政府致书驻日清公使徐氏，联清日两国盟好，同谋韩国进步，以全东亚和平。嘱清政府命驻韩袁世凯就近临东京，与我执政诸臣面商一切。清政府得徐氏报，即电饬袁世凯定期赴东，以敦和好。

&esp;&esp;是年五月，袁抵东京，晤我内阁总理伊藤及诸大臣会商，日国提出忠告十二条，头绪繁多，不及备载。大意劝袁勿损害韩自主权，宜劝韩变法以图自强，日中两国有唇齿谊，宜协力图谋，果韩亡亦非中日幸福，两国苟欲并韩，恐资西洋各国口实，使坐收渔利耳。世凯阳表同情，其心终以韩为清属国，非他国所能干预。日国当时亦无如之何。而袁之专横仍不稍减，卒致韩不能耐，求助于俄，数赴俄使馆密商。俄使欲韩王用国玺书为凭，韩王不得已予以密函，盖用御玺。其大旨在脱清独立。录其致俄使密书于下：

&esp;&esp;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协，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实深景仰于贵国也。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谨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esp;&esp;韩王甫萌是念，袁即侦知，盖王近臣多阴附袁而王不知也。闵泳翊又密报袁。及韩王送密书与俄公使时，袁已函电李鸿章，谓韩王此举不韪。择录李、袁函电数则于下，而袁世凯外交手段于此可见一斑。

&esp;&esp;袁致李鸿章电一：

&esp;&esp;顷得闵泳翊密告，韩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深以为耻。二十余群小因而附和，蛊惑目深。近派人至俄使韦贝处密约，求俄相助，保护自主独立，与天下各国皆平等，巨文岛亦求俄助韩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盖印国玺文凭为证。泳翊苦谏不入，孤掌难鸣，大局将从此决裂等语。泳翊词意追急，求凯电禀钧前，速设法挽回。或已予俄公文，亦未可知。惟韩廷谬妄，至死不悔，忠言难入，乞早筹备，以免落俄之后。

&esp;&esp;袁电二：

&esp;&esp;闵泳翊各语，已详前电。顷又来云，王首倡意，群小附之，蓄意已深，牢不可破。如拂之不但为王所疏，必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阳顺联俄，阴密通华，庶可扫除群小。有此一变后，或可奠安社稷。求俄保护文凭似已送过，云云。凯管见韩纵送文凭与俄，俄兵未必速来，不如待其联俄之举暴露，先派水师稍载陆军，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重兵继渡，俄见我先入韩，已易新君，或可息事。若待俄兵先入，恐难措手。凯庸愚浅陋，无能补救，苟有一得，未敢壅于上闻。

&esp;&esp;袁电三：

&esp;&esp;顷电局陈令面称，有俄使寄该国长电，不知何事，因线断未发。当即招泳翊至，诘问再三。翊云李中堂如告人，翊必先死。中国问罪韩王，我无以对吾君。凯至再开导云，必求中堂秘密，亦不问王罪，不过去群小耳。翊始偷公文附本送来，并呈宪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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